白 烨

    王蒙曾以“雨在义山”，给他赏析李商隐诗作的的文章命名。套用这样的一个语式，我想谈谈王蒙中短篇小说的写意，或他以写意为主的中短篇小说。
王蒙的有影响的或有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主要作于他复出之后的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在文学已充分地“个人化”和“多元化”的今天，重读王蒙的这些作品，仍然能感到从语体到文体、从意思到意义的强劲冲击。把这些感受总和起来，我以为，王蒙是以不拘一格地“求意”、花样翻新的“写意”，形成了自己的小说创作的独有风格，并影响了八十年代小说创作的格局变异和整体进取。
一
    王蒙写于1979、1980年间的带有试验与探索特点的6个中短篇小说——《春之声》、《海的梦》、《夜的眼》、《风筝飘带》、《布礼》和《蝴蝶》，被评论界习称为“老六篇”。“老六篇”以“人心”写人生的非同寻常的写法，超越了人们已有的阅读小说的经验，又出自曾写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重量级作家王蒙，于是在1981、1982年间引起了文坛内外的广泛注意和激烈争论。现在回顾这场讨论，我感到无论是赞许的或基本肯定的意见，还是批评的或基本否定的看法，都共同认为王蒙淡化了“故事”，疏离了“人物”，争论也大都停留在“意识流”的技法可否运用和怎样运用的问题上，只有当时的高行健在一篇题为《读王蒙的〈杂色〉》的文章里，不仅以“内容之丰富，容量之深广”、“属于当代作品的杰作之林”等说法毫无保留地为王蒙拍手叫好，而且还特别指出：王蒙的这些写法，是“忠于现实生活中的活人的”。“忠实”于“活人“这种略嫌别扭的说法，却道出了一个实情，那就是王蒙之所以采取这样一个小说写法，是为他把生活真实还原为艺术真实而服务的。
    这里所说的“活人”，既指作为小说描写对象的人，如实际生活那样灵动而复杂；又指作为小说叙述主体的人，如实际生活那样敏感而真诚。有着“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的丰沛经历与感受，又面对着“生活复杂了，节奏加快了”的新的社会现实，只能以“复杂化了的形式”去表现“复杂化了的经历、思想、感情和生活”。这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怎么写”的问题，而实质上也是“写什么”的问题。要忠实于自己的生活感受的王蒙，只能打破已有的和惯用的小说作法，通过新的文学探求，“在茫茫的生活海洋、时间和空间的海洋、文学与艺术的海洋之中，寻找我的位置、我的支持点、我的主题、我的题材、我的形式和我的风格。”
    这个时候，写意就成了王蒙小说创作的必然选择。只有写意，营造丰繁的意象和广阔的意境，才能突破时空限制，抚今追昔，远近交织，从而块状地表现复杂的生活感受，而不是线性地描述单一的生活故事。

二

    从写意的角度看王蒙的中短篇小说，可以说他通过流动的意识、杂色的意象、繁密的意趣和复式的意蕴，把小说的写意手段发挥到了极致。
    《春之声》写岳之峰出国考察后乘坐闷罐车回家探亲，作品撇开叙事的视角，既由一串串触景生情的联想，展示了过去与现在、外国与中国、城市与乡村的生活万象，又由一缕缕的感悟，揭示了生活中的“冬的痕迹”和“春的声息”的消长；使得风云变幻的历史，光怪陆离的现实，若有所失的怨尤，悄然生长的希望，都立体性地映入读者的脑海，使你在扑朔迷离的景象中要开动感觉与脑筋去认真地咀嚼。细切地回味。
《布礼》与《蝴蝶》也是以人物的心理为中心营造意象和构造意蕴的典型。《布礼》用主人公钟亦诚的心理时间来结构作品，而他的意识总是来回跳动，一会儿是“六六年元月”，一会儿是“四九年一月”，一会儿是“五七年十一月”，一会儿是“七九年一月”。这样一些时间段彼此交错，不断闪回，形成了一种循环往返、千转百徊的审美效果。读者看到的，一会儿是学运中献身革命的钟亦诚，一会儿是“文革”中被批挨打的钟亦诚，一会儿又是正在被划定为“右派”分子的钟亦诚。同一个钟亦诚变换为不同的钟亦诚，不同的钟亦诚又连缀成同一的钟亦诚；这与其说是描画人物形象不如说是折射意识和营造意象的描写，把一个人的人生变幻和变幻中的内心不变，揭示得格外淋漓而鲜明。《蝴蝶》写已身任中央某部副部长的张思远重回当年下放劳动的山村，作品的大部分内容是写张思远在去往的路上往事回想和人生感想：他的工作与事业上进退沉浮，他的感情与家庭生活上的悲欢离合，下放时的“老张头”和坐在吉姆车里的“张副部长”，不时在眼前来回切换，他不禁要向自己发问：“是一个人吗？”作品里还有这样一段内心联想：“枣落如雨。弹飞如雨。传单如雨。请听一听我的心脏，请给我一瓶白药片，请给我打一针。是的，报告已经草拟，明天发下去征求意见。”这种跳跃如闪电的内心独白，既抒写了张思远飞快流动的思绪，又描画了一帧帧快速移动的画片，张思远几十年的坎坷经历，就这样以少胜多地用写意的方式给予了形象而生动的展示。
    王蒙作品里的人物的心理意识，并非是无迹可寻的潜意识和不可理喻的下意识，大都是这样凝聚着一定的历史记忆与人生体验的意识，这种“意识流”不是一般的“主观生活流”，而是历史的记忆与现实的感悟一同汇聚发酵的“意识流”。套用恩格斯的说法，是“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的那种有内容又有省悟的意识。以这样的一种混合了历史内容与人生经验的意识为对象，再加上作者善于在作品中因地制宜地营造意象，如《布礼》中由钟亦诚在不同时期对“布礼”的恪守与怀恋，使“布礼”由一种敬礼行为凝结为一种情感形象；《蝴蝶》中的张思远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但梦醒之后，“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成了一只被遗忘的、寂寞的蝴蝶”。悠游的蝴蝶作为一种意象，成了张思远虽然实现不了却也可以放纵思绪和寄寓念想的象征。“布礼”、“蝴蝶”这些独特意象的凸显，显然使作品在艺术象征上有了更浓重的诗意，又有了更深刻的寓意。

三

    王蒙的以“老六篇”为代表的中短篇小说，在写意追求中，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这就是以信手拈来的幽默和随处可见的嘲讽，不时地生发出辛辣的意趣和丰盈的意蕴。幽默与嘲讽作为一种美学风格，是创作主体对艺术表现的一种独特性的把握，从根本上说是创作主体的豁达心胸、智慧气质和机敏才情的外露与显现。王蒙是在劫后复苏的文坛缺少幽默与讽刺的时候，适时地把激情与理性、褒扬与鞭笞融汇一炉，以诙谐中带有挖苦，嘲讽中深含针砭的辛辣文体，使幽默无处不在，使嘲讽无处不有，从而使作品平添了令人忍俊不禁又让人笑不出来的意趣与意蕴。
《风筝飘带》写回城女知青素素有了男友后，父亲一连串地发问道：“他姓名，原名，曾用名？家庭成分，个人出身？土改前后的经济状况？出生三个月至今的简历？政历？家庭成员和主要社会关系有无杀、关、管和地、富、反、坏、右？戴帽和摘帽时间？本人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本人和家庭主要成员的经济收入和支出，帐目和储蓄······”。尔后，“还决心去找该人所属的街道、单位、派出所、人事科、档案处。为此，他准备请一桌涮羊肉，把他熟悉的有关人员发动起来。”听了这些之后，素素大喊了起来：“您用这种办法也许能找到反革命，但永远找不到朋友！”作品里素素遇到的这种情形，在七十年代是屡见不鲜的常事，作者基本是在纪实的基础上作了少许夸张，便使这样一个旨在衡量朋友的标准，最终显出了其相反的结果，而且这种悖论又恰恰惟妙惟肖地揭示了那个政治渗透和主宰了人的一切的社会生活的肃杀与荒诞。《布礼》在表现钟亦诚由一首《冬小麦自述》的小诗硬被打成“右派”后，不无冤屈地说了一句“我热爱党”，便有“放屁，你怎么会热爱党？你怎么可能热爱党？你怎么敢说热爱党？你怎么配说热爱党”的责问接踵而来。于是，他只好把“热爱党”的热望埋在心底，尽量向当时为他确定的新角色——“右派分子”去认识；也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内心独白：“我是分子！我是敌人！我是叛徒！我是罪犯！我是丑类！我是豺狼！我是恶鬼！我是黄世仁的兄弟，穆仁智的表弟，我是杜鲁门、杜勒斯、蒋介石和陈立夫的别动队。不，我实际上起着美蒋特务所起不了的恶劣作用。我就是中国的小纳吉。我应该枪毙，应该乱棍打死，死了也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成了一口黏痰，一撮结杆菌······。”钟亦诚面对那种不许“爱”党、只叫“反”党的政治判决，只能在高压和强制下顺着情势自我定性，而这种狂呼式的自虐性自诩，充满了痛苦与无奈的自嘲，而这种自嘲又包含了对当时的极端“左”倾、皂白不分的社会政治生活的无情嘲弄。
    “老六篇”中的这种幽默因素、讽喻手法，在王蒙的其他作品中也屡见不鲜，如《悠悠寸草心》、《最宝贵的》、《相见时难》、《如歌的行板》等等，至于以杂文的语言、相声的细节、小品的结构写就的《说客盈门》、《杂色》、《冬天的话题》、《买买提处长轶事》、《风浪止息》、《莫须有事件》等作品，则完全可以以讽刺小说名之。这些作品均以夸张、诙谐的笔法，写生活中的真实如何在人们的添油加醋中走向了荒唐与怪诞，使正剧变成了闹剧，喜剧又走向了悲剧，从而在令人捧腹中引人深思。

四

    放手“写意”，是王蒙再度复出之后的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他此后小说创作形成独特风格的主体色调。
他的《木箱深处的紫稠花服》、《名医梁有志传奇》、《球星奇遇记》、《郑重的故事》、“淡灰色的眼珠—在伊犁”、“新大陆人“系列等中短篇小说，或者剖露知识分子在动荡年代的精神变异与心理隐秘，或者描写边疆平民、出国学人在独特地域、独特氛围里铸就的鲜明性格和个人命运，都以越来越强盛的主体精神和越来越老辣的艺术个性，把形式上的抒情、写意、幽默、讽喻，和内蕴上的反思历史、审视现实、解剖人性、揭露丑恶，水乳交融地化合一体。王蒙在《春堤六题》的“序”里谈到自己的中篇小说创作时说：“读者可以看得出来，愈写愈多一些调侃。语言愈刻薄而思想愈宽容。或可见作者心情之一斑。”而这种心情王蒙又在另一处作了注解，这就是“尖酸刻薄后面我有热情，冷嘲热讽后面我有谅解”（王蒙《漫话小说创作》第26页）。这是实话，正象鲁迅所说的那样，只有“热烈地主张着所是”，才能“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只有“热烈地拥抱着所爱”，才能“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王蒙的“尖酸刻薄”、“冷嘲热讽”，委实是一个满怀“理想之光”（鲁迅语）的作家，根源于“深爱”和“大爱”的艺术变奏。这种由表及里又冷热相间地写意，构成了寓庄严深刻的内核于热潮冷讽的形体的王蒙的热辣文风。
    王蒙的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季节”四部曲，或者重在塑造典型的人物性格，或者重在描绘知识分子的时代命运，依然把“写意”作为主要的艺术手段，通过人物的意识流动、心迹披露，情绪波动，思绪联想，以及由人物的种种遭际生发出来意象与意趣，写出了政治“左”倾和社会动荡中的人的精神煎熬，以及精神煎熬中的人性变异和时代变迁中的命运轨迹。这些作品依然充满了嘲人、嘲世与自嘲，但实质上揭现的是知识分子由自爱、自负到自卑、自戕，再由自怨、自艾到自醒、自立的心路历程。由于这些作品从人物到场景，呈现出愈来愈复杂的景象、愈来愈宏大的气象，王蒙过去多局限于对个别人、个别事和个别领域的文化心理透视和精神现象批判，就被大大的扩展了开来，从而具有了一种对过去历史的整体性观照和对当下社会的宏观性审视。

五

    王蒙以“老六篇“为代表的小说艺术探索，发生在他复出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但其影响和意义，已远远超出他个人的创作范围。
他的“老六篇”发表不久，即在1981、1982年引起了关于如何在小说创作中运用“意识流”技法的讨论；这次讨论又成为1985年间开展的有关“现代派”、“现代主义”问题大讨论的主要导火索之一。这些讨论与争论，都为当时的文坛打开视野和开放观念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也许它的更大的意义和更深的影响，还在文学创作的领域。王蒙在小说创作上几乎是横空出世的艺术探索，表面看是近似于对西方文学的“意识流”、“黑色幽默”等艺术技巧的借鉴与运用，骨子里却是对传统小说做法的离经叛道，对主流文学观念的革故鼎新。许多作家从他这里，不仅看到了在艺术手法上不拘一格的可能性，而且看到了强化创作主体精神的必要性。而王蒙以嬉笑怒骂又领新标异的姿态信步文坛，也给后来者特别是那些不驯顺的后来者趟开了不法常可的新路。于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后，一股在小说艺术上别开生面又各显其能的创新之风越来越盛，李陀、张宇等已有影响的作家风格大变，更有刘索拉、徐星、王朔等亦“洋”亦“土”又”亦“痞”的另类写作纷纷登台亮相，使现实主义倾向长时期一统天下的格局彻底打破。这些文坛新秀们在初登文坛引起争议之时，王蒙都以不同的方式予以过首肯和支持，个中的原因，既在于王蒙乐于提携有希望的文学后来者，更在于这些新秀的创作在许多方面都是王蒙文学精神中某些因素的继承与放大，在内在的文学气质上有其一脉相承性。
    一个作家以他个人的多样，多元的文学探求，影响和促动了文坛的多样、多元的整体格局，这就是王蒙的意义所在，作用所在。


2003，9，20，于北京朝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