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爱松

（南京大学中文系 副教授 210093）

 

迄今为止，围绕王蒙而展开的文学讨论大致有四次：一是针对《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讨论；二是针对所谓“少共”情结与“东方意识流”的讨论；三是《坚硬的稀粥》引起的风波；四是由《躲避崇高》所引起的争论。虽然前三次讨论对于王蒙人生道路和文学创作的影响一点也不比第四次少，甚至比第四次更大，但是从影响的广度和论题本身所包含的意义来说，最近的一次无疑超过了前三次。

在1993年第一期《读书》杂志上，王蒙发表了《躲避崇高》一文。某种程度上说，这篇文章的出现有些“不合时宜”，题目本身也让某些习惯于望文生义的媒体和批评家产生振奋之情。当时正值一些知识分子面对商品经济的崛起、人文学科的衰落、社会道德水准的下降而显得忧心忡忡的时期，王朔的崛起和流行被这些知识分子视为“人文精神的失落”的一个重要表征，而王蒙作为中国当代文坛的一个重量级作家，在《躲避崇高》一文里却给予了王朔小说及其创作姿态以较充分的肯定。再加上随着九十年代文化界的急剧分化，提出“人文精神的失落”的知识分子，推崇的是一种“诗人，你为什么不愤怒”“xxx,你为什么不忏悔”式的立场姿态，“躲避崇高”这样的标题在那些望文生义、不求甚解、以为标题什么就是提倡什么的读者眼里，俨然成了高扬人文精神的对立面。

然而事实并不如此简单和黑白分明。在《躲避崇高》一文里，王蒙一开始就区分出了两种作家和文学：一种是自认为自己的知识、审美品质、道德力量、精神境界、政治的自觉都高于一般读者的作家，他们实际上选择了一种先知先觉的“精英”形象，努力地在创作中做到“教师的循循善诱，思想家的深沉与睿智，艺术家的敏锐与特立独行，匠人的精益求精与严格要求”；一种是绝对不自以为比读者高明而且大体上并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太高明之物的作家和作品，这是一种“不打算提出什么问题更不打算回答什么问题的文学，不写工农兵也不写干部、知识分子，不写革命者也不写反革命，不写任何有意义的历史角色的文学，即几乎是不把人物当做历史的人社会的人的文学：不歌颂真善美也不鞭挞假恶丑乃至不大承认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区别的文学，不准备也不许诺献给读者什么东西的文学，不‘进步’也不‘反动’，不高尚也不躲避下流，不红不白不黑不黄也不算多么灰的文学，不承载什么有份量的东西的（我曾经称之为“失重”）文学……” [1]王朔无疑是后一种文学的代表。在王蒙看来，自五四以来，我们的作家虽然有过可怕的斗争和分歧，但基本属于前一类型的作家，偶然出现沈从文、周作人、林语堂一类的“温柔的叙述者，平和的见证者，优雅的观赏者”式的作家，也是在相当程度上强调“自己的文人的趣味、雅致、温馨、教养和洁净”的，他们创作的作品“至少也是绅士与淑女的文学”。很长时间里，我们根本想不到有别种样式的作品存在。着眼于五四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这种归纳和总结无疑是准确的。人们不满意于《躲避崇高》的，是文章对王朔及其创作的正面评价以及这种评价所反映出来的价值取向。

这里我们不想纠缠于对这种评价本身做出评价。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一度曾推崇崇高、理想、信仰的王蒙会对王朔那种躲避崇高、理想、信仰的创作做出一种正面评价？

早在1980年，王蒙就说过：“是的，四十六岁的作者已经比二十一岁的作者复杂多了，虽然对于那些消极的东西我也表现了尖酸刻薄，冷嘲热讽，但是，我已经懂得了‘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的道理。懂得讲‘费厄泼赖’，讲宽容和耐心，讲安定团结。尖酸刻薄后面我有温情，冷嘲热讽后面我有谅解，痛心疾首后面我仍然满怀热忱地期待着。我还懂得了人不能没有理想，但理想毕竟不可能一下子变成现实，懂得了用小说干预生活毕竟比脚踏实地地去改变生活容易所以我写小说的时候，比起来用小说揭露矛盾、推动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我更着眼于给读者以启迪、鼓舞和安慰。”[2]在差不多同时期的《撰余赘语》中，王蒙又进一步谈到自己曾经是契诃夫的崇拜者，曾经迷恋过“反庸俗”的主题，然而在实际的生活中却发现“任何伟大辉煌浪漫的事情里都包含着平凡、单调、琐碎乃至其他貌似庸俗的东西”，因此对于“反庸俗”的作品和言论，“我开始抱一种怀疑和分析的态度了，我要看一看，它究竟代表的是一种脚踏实地而又充满理想的奋斗精神，还是一种不着边际的孤芳自赏。”[3]不难看出，同20世纪50年代初出文坛的王蒙相比，复出后的王蒙对理想与现实、崇高与庸俗等等命题的看法已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不再认为两者是互不搭界、形同水火的，理想只有基于现实的土地才能找到自己存在的根基，世俗化的满足与精神化的追求并不矛盾。王蒙的这种思考不仅落实为《夜的眼》中陈杲“民主与羊腿是不矛盾的”的感慨，而且落实为《杂色》中曹千里“一切伟人与骏马都必须吃饭（草）”的内心独白。在《深的湖》中，一班春游的青年就一篇小说的写法发生了争执。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在女主人公赏红叶时却告诉后者20米外有人在卖黄花鱼，作者以此来证明女主人公的高雅和男主人公的庸俗。然而在王蒙笔下的“我”看来，契诃夫虽然自己不愿亲自去排队买黄花鱼，但他多病的身体却需要动物蛋白质的补充：“至于我自己，我爱红叶，我不希望我在看红叶时受到黄花鱼的干扰，但我希望在食堂或者家里的饭桌上，隔长补短地有干烧黄花鱼出现。”从王蒙后来与王干的对话来看，《深的湖》中的这段描绘应属有感而发。[4]王蒙将赏红叶和吃黄花鱼当作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两个极端的代表，来表现普通人的正常的生活态度，可谓用心良苦。而这一方面的信息，在人们热衷于谈论王蒙作品中的“少共”情结的时代，通常却被忽略了。

王蒙推崇一种充满理想而又脚踏实地的生活态度和审美取向，应当说与靠边站那段时间被打入生活的最底层、饱受了生活的艰辛有关。在20世纪90年代创作的“季节”系列长篇小说中，钱文这个人物是带有作家自叙传色彩的人物，或者至少可以说，钱文是作者较可靠的代言人。“季节”系列多次写到堕入底层的知识分子在饥饿状态下对理想、对生活的重新认识。《失态的季节》在写到郑仿因吃三海碗粥而导致肠胃虚弱时，作者用一段非叙事话语评价道：“再高明的理论，再伟大的信仰，在最平凡的吃喝拉撒睡问题没有解决以前，也显得是多么苍白，多么匮乏，黯然失色了啊！”而当钱文迫于生活想将北京市粮票换为全国粮票却遭人厌恶的冷眼时，作者写道，钱文从此认识到了自己可能是并且已经是多么的渺小：“他必须正视自己的渺小，承认自己的渺小，这可以帮助他保持清醒，帮助他不去说那些自欺欺人的大话和去做自欺欺人的事。即使他常常批评别人，他也常常问自己，我不会同样的渺小吗？……如果说以后，钱文比旁人宽厚一些，冷静一些，他应该感谢这个拒绝换给他粮票的人。”在《狂欢的季节》中，当钱文和东菊面对“下一顿吃什么”这唯一的可以议论的话题时，作者同样用充满理解同情的笔调写道，在一个乱世里，“除了活，活下去，一天三顿饭，还能选择什么呢？”可以说，是生活教会了钱文这样的知识分子将自己的眼光从充满了霞光的天空拉回了布满苦难的大地，使他比旁人更宽厚，更冷静，更入实，更不那么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由钱文反观王蒙，他在《躲避崇高》中肯定是生活先亵渎了神圣、然后才出现了王朔的玩世言论和玩文学便变得不难理解。王蒙早看清了伪神圣、伪崇高的面皮，这时出来一个顽童式的王朔，同这种伪神圣和伪崇高开了回玩笑，在王蒙那里真还有深得我心之感。从这个角度来说，王蒙对于王朔的一定程度的认同，实际上也包含了自我认同的成份在内。这种自我认同，又是以王蒙的一定程度上的自我否定作为基础的。王蒙从“青春好像一条河，流着流着成了浑汤子”中看出了王朔对 “青春常在”“青春万岁”一类浪漫与自恋的毫不客气的揶揄与讽刺，而“青春万岁”恰好又是王蒙人生和创作的一个阶段的代名词，故对九十年代王朔的一定程度的认同，便是对自己过去一段时间的自我否定。[5]

但王蒙“躲避崇高”的含义，并不是提倡躲避所有崇高、信仰、理想。他不满于王朔的，恰恰是王朔在倾倒澡盆里旧的污水时，将孩子也倒掉了。他所反对的是将理想、信仰、崇高绝对化。在他看来，理想、信仰、崇高是好的，但脱离现实土壤，趋于绝对化的理想、信仰、崇高是不好的，甚至可以造成一种伪善的风气；当百分之一的人口是革命者的时候，革命是伟大而悲壮的、理想的，但当百分之三十、五十甚至九十的人都宣称自己是革命者，或被要求成为革命者的时候，革命就贬了值，革命就成了过日子的唯一出路。所有人革命的结果是除了革命就是反革命和不革命，这就容易滋长一种绝对化的非此即彼的作派和思维。“季节” 系列小说重点所写的，其实就是一批过于单纯、盲目信仰、对理想和信仰缺乏基本的反思能力的知识分子如何由恋爱的季节走向失态、踌蹰、狂欢的季节的过程。在1951年，周碧云设想的“全面发展的人”无一不是献身者、就义者、大智大勇者，除了党的生活、组织生活，她根本没有想到世上还可能有一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在1955年，钱文私下里直觉地喜欢“胡风分子”的书，但凭着对党的忠诚却更加激烈地批判声讨胡风们，并在内心里认为自己是两面派，从而经受着灵魂的撕裂的痛苦。要求所有的人都成为纯粹的人，其结果只能造就虚伪的人；要求所有的人都为理想、信仰献身，其结果有可能造成对理想、信仰的背叛。在《郑重的故事》中，王蒙甚至就庄子提出的“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做了一通发挥，认为高高在上的圣人其实就是掌握着精神霸权的精神霸主，看穿和否定了精神霸权，人类的许多悲剧如希特勒法西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可以避免。王蒙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后，推崇的是一种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他曾多次提到，“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是可以的，“王麻子剪刀，别无分号”却是不可以的，“党同”是难免的，而“伐异”则是愚蠢的：“这里的问题在于承认价值标准的多元性与选择取向的相对性。人各有志，人各有境，应该允许百花齐放与多元互补。你选择了‘越名教而任自然’，不等于人人或所有的士人都必须以你为样板。如果选择了入世，而且是在入世的努力中为百姓为国家以及从长远利益上说是为朝廷做好事，清正廉明而不是蝇营狗苟，那就没有必要视若雠仇。”[6]在《一嚏千娇》中，王蒙甚至采用元小说的形式，借探讨小说视角的机会，鼓励人与人间的一种换位思维方式。长期以来，对于任何一种文学创作和价值取向，王蒙首先总是看取其中的合理成份，然后再指出其不足。这或许正是他既不排斥张承志、也不排斥王朔的一个重要原因。

王蒙对王朔的一定程度的认同，还源于两人在处世态度、语言风格等方面的一定的同构关系。王蒙和王朔，其实都是入世很深，对社会的缺陷看得很透的人，但他们并不愿意让自己的创作同现实社会之间构成紧张的对抗关系。他们更愿意采取一种夸张地、变形的、游戏的方式去指陈社会的弊端，从事于一种打擦边球的工作。从艺术的表现手法和审美形态来说，王蒙的《球星奇遇记》、《郑重的故事》等作品与王朔的《千万不要把我当人》其实有不少相同之处。荒诞不经的情节，无处不在的调侃，轻松游戏的创作态度，只不过王朔的“玩文学”是一种游戏到底的态度，王蒙的“玩文学”总不免带一丝苦涩味。王朔的流行离不开其小说的幽默味和调侃味。王蒙实际上也是一个长于幽默和调侃的作家。他曾创作过一个名为《买买提处长轶事——维吾尔人的黑色幽默》的短篇。作品第一节便以舞台上相声表演的形式道出了买买提处长青春常在的秘密：赛买提处长之所以老态龙钟是因为他常板着面孔，而买买提处长之所以青春常驻是因为没有一天不开玩笑。在下面的叙述中，买买提处长遭到小将们的一顿暴打，并且制服后襟上被涂上“黑作家买买提”的大字，面对其它幸免于难的作家、诗人，买买提却能用热烈而兴奋的口吻喊道：“你们不承认我是作家，人民承认。”叔本华曾说：“俏皮话是硬把两个极不相同的实在客体压入一个概念，耍字眼却是借偶然的机会把两个概念压入一个词儿。这样也能产生〔概念与实体〕双方之间的差距，不过更肤浅而已，因为这种差距不是从事物的本质中，而是从偶然的命名中产生的。”[7]买买提的幽默介于说俏皮话与耍字眼之间，正是通过自己的机智和幽默，将“作家”和“黑作家”、“人民”和“小将”压入同一个词中，从而造成一种喜剧性的矛盾，将一种极不利于自己的处境转化为有益于自己的处境。当然，这种生存策略，又是那些主张以死抗争的高调批评家所不耻的。王朔作品中也多有这样的幽默和反讽，如为王蒙所引用的“本党的宗旨是……”一段，就是将“两个极不相同的客体压入一个概念”中以造成乖谬，从而达到调侃和反讽，只不过王朔的玩主们不像买买提一样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而显得有点“肆无忌惮”和“厚颜无耻”了。但这又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王蒙对王朔的一定程度的认同，多少带有一点惺惺相惜的味道。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总体上，王蒙和王朔还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在《躲避崇高》一文里，王蒙在肯定了一番王朔的同时，最终又指出了“毕竟或迟或早人们仍然会想念起哪怕是受过伤的、被仿制伪劣过也被嘲笑丢份儿过的狮、虎、鲸鱼和雄鹰”。这儿出现的诗化的比喻说明，即使进入20世纪90年代，王蒙的身上也还存在着一个理想主义的魂。从创作于90年代的《春堤六桥》来看，王蒙在叙述自己一代人的经历时，仍保持了刚复出文坛时的那种基本判断。鹿长思在将自己的一代归纳为热情的一代、理想的一代、苦难的一代后，甚至对儿子辈所封的“自作多情的一代”也形成了一种达观：“自作多情的一代应该感到满足，他们活了，做了，斗争了，爱了也恨了——就是说多情过了，希望了失望了再希望又再失望了，而希望永远与失望同在，多情永远与麻木共存。他们过了许多有意义的日子，至少是自以为有意义的日子。”这种总结与《布礼》中钟亦成对自己一代人人生经历的总结是大同小异的。[8]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躲避崇高》及作者后来所写的《沪上思絮录》等系列文章提倡的是躲避伪崇高，作者也清醒地指出了“人文精神的失落”这样的命题可能引出的对过去时光的浪漫化，以及用“人文精神”一统天下可能暗含的危险。当然，与他的大多数同代人一样，过深的有关历次政治运动的记忆仿佛就像一个灰色的影子一样始终伴随着他们，使他们的创作和思考总是显得格外的沉重，哪怕像王蒙这样的老顽童，即使创作游戏文章时，也难以像王朔们那样坦然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