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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
各位好，去年春天我在青岛也住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当时由于非典不能举行这种集体性的活动，所以没有机会和大家见面和交流，今天能在没有SARS的情况下和大家见面，想起一种比较嗲的说法，叫做“没有SARS真好！”
我讲语言这个问题是由于我的兴趣，但是我讲的不是语言学，人家语言学家也不会承认我讲的和语言学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不是讲语言学，不是讲词汇学，不是讲文字学，不是讲修辞学，不是讲语法， 也不是讲比较语言学，不过我讲的语言问题算哪一门呢？我不知道。有点儿旁门左道，剑走偏锋，但是我总得拉一个幌子，拉一个招牌，所以我说我讲的是语言文化学，是语言社会学，咱们不怕豁出去吹，咱们再上一步，是语言人类学！就是说很多东西是我自己从经验里头琢磨出来的，好处很可能是我说的这些东西你们没怎么听过，坏处就是说有点靠不住，反正对你们这些学语言学中文的同学考试一点帮助都没有，只能有害！如果你们根据我讲的答题，最后被判了错，被扣了分，费用自理，责任自负。
我觉得语言对人来说是太重要了，可以说是人与非人之间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区别，当然我们首先倡导的学说是劳动创造，但是我要斗胆地说语言和劳动一起创造了人，人创造了语言，语言反过来又创造了人。人性化离不开语言，当然现在也有一些新的说法说动物也有语言，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有公冶长，通鸟语；前几个月我又在《参考消息》上看到，美国有个精神病人，一个罪犯，到处杀马，见到马后就开肠破肚，非常的残酷，警方就从英国请了一个马语专家去调查杀马的凶犯，怎么调查呢？因为他这个马群中有很多马，其中有些马是在场的，它可以充当见证。不叫证人，叫“证马”！他通马语就可以和这些“证马”交谈，就是说杀你们的同伙的是个什么样的人，戴不戴眼镜？男的还是女的？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但是没有下文，没有听说这位马语者通过和马的交谈最后抓到了凶犯。如果真的通过和马的交谈抓到了凶犯，倒也是一件奇事。所以我仍然假定，发达的语言，尤其是文字是人与非人，与其他动物，更不用说是植物和矿物的一个重大的区别。现在我学习袁行霈老师的办法，我请各位准备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最喜欢的词儿是什么”。比方说我们假设，美丽是不是你最喜欢的，青春是不是你最喜欢的，善良是不是你最喜欢的，还是恶毒是你最喜欢的，残酷是不是你最喜欢的，不是说内容，我是说你喜欢听这个词，从声音或是什么方面，或者喜欢哪几句话，我希望你们能考虑一下这个。还有就是你们最讨厌的都有些什么词，有些什么语言？
之前我对袁老师说，有三个词我老是烦它们，后来袁老师还对我进行了一些润物细无声的教育，但是没有完全教育过来。一个呢我烦的是：芝麻开花节节高，这个我觉得也太俗了。你说你情况越来越好就是好就完了，说进步就是进步，提升就是提升了，富裕了就是富裕了，你干吗还芝麻开花节节高呀？芝麻开花节节高能高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不喜欢，但是我的作品里有用的，我用呢就是自嘲！哎呀，我那两年也算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了，只是我自己恶心自己才这么说，否则我决不用这个词。另外一个词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固定说法，形容房屋很多，叫鳞次栉比。我说你形容房子多无论如何不能用鱼鳞来形容，用鱼鳞来形容我有一种生理上的不舒服的感觉。第三个我不喜欢的词就是天麻麻亮，天亮了就是亮了，没亮就是没亮，就是用书面语来说是拂晓也行，用破晓也可以。说东方显出了鱼肚白，这个鱼肚白我也不喜欢，因为它让我想到的是死鱼。我不喜欢死鱼，我喜欢活鱼，这些都没有什么道理，都不是语言学，我只是说语言里面包含着一些很人性的东西。我喜欢什么样的词语呢？我随便给你们举几个例子，我特别喜欢“你好”，而且呢我认为这是受了苏联的影响。所以中国古代没有，你像《红楼梦》里面，贾宝玉见了林黛玉，哪有说：“林妹妹，你好？”没有，它完全是受俄语的影响。甚至于俄语里面有更好的表示，它说：“你好，爸爸”，“你好，妈妈”，“你好，列宁同志”。哎呀，我觉得这个词好。我喜欢“再见”，我喜欢说“我想你”，我觉得说“我想你”甚至比说“我爱你”还好。在座的我的太太崔老师，就是我靠说“我想你”把她征服了的！我还喜欢“我们都老了”，说这话特别有感情。说这话的人一定是老相识，很可能是老情人。见到一个老情人你说什么呢？“啊，我们都老了！”我觉得这个特别的人性化。我还喜欢一个书面的说法，一个小说里的、话剧里的语言，这样说呢有点酸，但是呢也没有办法啦，这就是语言的陷阱。一个本来很好的语言呢，场合不对它说出来就显得有点酸。说有个人原来跟我很好，感情很好，但是后来他离开了我，在我生活最困难的时候离开了我。那么我会说什么呢？我会说“你曾经转过脸去了”，当我说“你曾经转过脸去了”的时候，眼泪已经在我的眼睛里晃荡了。我觉得这句话太好了！
在这里我加一个文言文，我读文言文作品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么喜欢一句话，那就是：“先生别来无恙乎？”就冲这句话，我就觉得中国的文言文太棒了。“别来无恙”现在白话文里也完全可以说，这个你不可以按文字来讲。“先生别来无恙乎？”这个英语里它没法翻译。英语变成什么呢？“Are you OK ?”它没有那种感情。 “先生别来无恙乎？”说明这两个人已经离别很久了。而用“无恙”，表达一种人世的沧桑，这个“别来无恙” 也许更早就有，据袁老师告诉我。我所知道的就是《史记》里写范雎，他隐瞒了自己的身份，而以张禄这个身份在秦国做了宰相。然后冬天穿得破破烂烂到了那个小酒馆里头，见到了当年害他的须贾，“先生别来无恙乎？”然后给他一个袍子。就是京剧里那个《赠绨袍》的故事，这个我觉得好。［LMA］［LMA］还有一句呢，就是：“谁知道呢？”“谁知道呢？”尤其是我读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它的那个主人公拉古尔诺夫是一个贫农团的团长，一个天天搞革命的农民，但是他跟一个富农出身的一个很不检点的女人，两个人有点难分难解。然后这个女人更喜欢一个富农，而那个富农实际上是已经做了一些破坏集体农庄的反革命事情，被拉古尔诺夫掌握了。但是他最后决定把这个他心爱的政治上有问题的，而且牵扯着刑事案件的女人放掉。这个时刻，这个富农女人对这个很粗鲁、很野蛮的，也不会穿衣服，说话大大咧咧，也不懂女性心理的拉古尔诺夫的感觉，也许有一些不同吧？“谁知道呢？”我觉得这句很棒！同样反过来呢，我对英文的这个“Who knows?”也有兴趣。 “Who knows?”他回答得很潇洒。有的时候北京人回答一件事办不成的时候说：“没戏！”这个我们听起来很贫哪！是在胡同里我们才这么说，但是一个英国人他告诉我，说这个北京人的文化积淀太深了！当他们说一件事办不成的时候，他们不说“impossible”,他们说“No theater”,所以他们对“No theater”的感觉跟我对“Who knows”的感觉是相同的。
我的英语知识很少，但是我有多次和外国人一起生活的经历。我比较喜欢他们的“Why not？ ”“Why not ?”而且你没法儿翻译。你比如说他说，老王，今晚上我那儿有个party , 有一个鸡尾酒会，甚至会有个自助餐，你晚上来吗？我怎么回答呢？我说：“Yes, I will go! ”这太干巴巴了，太有辱王蒙的风度了，所以我一定回答：“Yes, Why not ?”但你不能翻，一翻就酸得你的牙都掉了，“我当然要去啦，为什么不呢？”你不能回答：“为什么不呢？”领导找你，说有个会，问你要不要开？你回答：“为什么不呢？”那领导就会考虑，老王这么大岁数，得了神经病了！英语有些词，在我有限的接触当中，也有些我非常喜爱的说法。说甭管它，爱怎么着怎么着，“Let it be!”这怎么翻呀！爱怎么着怎么着，这还凑合。女作家刘索拉把它翻译成：“随他妈的去！”这就过啦，这个语感就过啦，它不准确。所以语感这个东西是很精微的，添一份它就肥啦，减一份它就瘦啦。我也喜欢“So do I”，它反过来说，它不说“I do so”，它就比较俏皮，你听着就比较舒服。那位同学你喜欢什么词？自然？绿色？树木？好，但你偏重内容，没有从语言的角度提。你有什么不爱听的、听了就起鸡皮疙瘩的词吗？哦，肉麻，这个词是不好听。所以这个语言的表达的功能不像我们想得那么简单，语言的表达表现着人性。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呢我要说语言的记忆功能，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变动不息的。所谓“俯仰之间，已成陈迹”，这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中的话。其实我们在这儿说着话，说着说着话这一下午就这么过去了。2004年4月14日，这一下午就这么过去了，有一个姓王的老头子，在这里说的这些话，音波也就在空气中消散了，就变成陈迹了，就变成了历史了。变成历史之后有什么东西留下来了呢？有一些物质的。你比如说房屋，用具，如果你真要追究起来的话，比如说这儿有一只王蒙用过的茶杯。但主要的是文本留下来了，实际上许许多多东西对我们来说是文本，历史教科书实际上有很多东西是文本。有实物又有文本的东西是给我们留下印象最深的。有文本没有实物的东西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次深的，有实物没有文本的东西是哑巴东西，你怎么解释都行，假如五百年后有人对这只茶杯感兴趣的话，假如这个茶杯上没有写中国海洋大学的话，它是哑巴。所以我们讲来讲去的许许多多的记忆，我们讲中国史、外国史，实际上他们最后都变成了语言，变成了文本。所以世界上最难办的事儿就是搞调查，所以美国什么事儿解决不了啦，它就成立一个班子，成立一个委员会。现在已经是2004年了，但是现在还在进行对2001年的“9.11”的调查。这一调查不要紧，光是那个文本呀就摞得比山高。而且这个文本和文本之间你就很难证实，很难证伪，但毕竟还有语言。所以这个记载是语言的记载，所以我们有时候会遇到这样的困惑，这是因为语言本身我们就很难把握，而且不同的文本记载有不一致，这就使我们的记忆变得很不可靠。而很多东西之所以能够有很高的价值，是由于那个文本的可爱，而不是由于别的。
你比如说，我们的祖国有许许多多的旅游点，有很多美好的地方，有文本的跟没有文本的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比如西湖，古来吟咏西湖的诗就特别多，包括白娘子的故事，包括秋瑾的诗，对我们来说都是文本哪！有一次我们跟韩国人一起开会，正好赶上这种开会的天气，天天有雨，有很多活动就取消了，韩国人就抢着背诵：“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有了这个文本之后，就使我们中国的东道主对连续三天不能好好地畅游西湖有了底气，有文本为证：“雨亦奇”，“山色空蒙”，“浓妆淡抹总相宜”。这次我们就是用淡妆来欢迎韩国朋友，有了这个你的底气都不一样啊！岳阳楼，现在你都分不清楚是为了看楼还是为了复习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特别是它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尤其是黄鹤楼，黄鹤楼的遗迹实际上早就不存在了，解放以后，苏联专家帮着咱们修了长江大桥，这一带的地理环境其实都已经改变了，现在的黄鹤楼是又选了一个址，现在的黄鹤楼修了有20多年了，当时我们的国家也比较困难，标准也不是很高。怎么不高呢？就是那个木头柱子，它全部是洋灰，全部是钢筋水泥，然后再刷上红漆，反正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它是洋灰，不是木头做的。但是它仍然吸引了千千万万的游客，络绎不绝，虽然现在的黄鹤楼是伪黄鹤楼，但是关于黄鹤楼的崔颢和李白的诗却流传至今。“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李白的诗呢，简单一点：“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样一个记忆的宝库，这样一个文化心理的保存，使黄鹤楼它始终生长在我们的心里。那么你具体盖起这个黄鹤楼，比如油漆的质量怎么样，伪木柱子的成色如何，我们可以宽容，我们可以原谅。为什么呢？因为黄鹤楼的仙气、灵气在它的文本上，在它的语言上，在李白和崔颢上，所以只要有李白有崔颢，黄鹤楼永垂不朽，只要有我们的汉语、汉字的文本，中华民族永垂不朽！滕王阁也是这样，滕王阁修得很精致，它的自然条件不如黄鹤楼，因为南昌那边滕王阁前面是赣江，就是“秋水共长天一色”里的，没有长江的那种气魄。滕王阁是根据梁思成先生当年画的，也就是他考察、推测的图把它修起来的，可是这个建筑的依托我觉得也是王勃的《滕王阁序》，没有他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没有他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个滕王阁不会这样的屹立，这样的崇高，这样吸引着我们这些中华儿女。这是不得了的，一个有文本的民族和一个没有文本的民族在世界、在人类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一个有无数优秀文本的民族必胜，很难代替。所以我就想，当然现在对斯大林有很多批评，他也犯过一些错误。但是斯大林在6月26号德国进攻以后，他在十月革命节的时候在红场有个演说，他就讲俄罗斯不可能被征服，因为这是一个出过普希金、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的民族。为什么他把这个东西牵扯到他整个民族的命运呢？所以我们就看到语言文字的记载所起到的记忆和文化积淀的作用，一个没有文化的积淀的民族就好比一个失去了记忆力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悲哀，而失去了记忆力实在是一个非常大的悲哀，失去了记忆力你连自个儿是谁都不知道，我们还怎么帮助你？你还能有什么幸福可言？还能有什么不幸可言?
第三我想语言还是一种修辞的手段，这种修辞是泛修辞，我觉得我们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修辞。人都有动物的本能，都有求生的本能，而人的这种本能经过修辞以后，就如毛泽东所说的“文野之分”，有了文化与非文化之分。我从咱们文学院薛海燕老师的论文中学会一个词我觉得挺好，叫做“推迟”，通过修辞手段可以推迟人的动物本能的出场，如果没有修辞手段，你就只能限于本能。这个我想到最多的是阿Q先生，按照人权的观点他当然和我们都一样，而且从阶级成分上说他还不错，那么他要求爱，有两次经历，一次是求吴妈，用他的话说就是“小孤孀”吴妈，那么他怎么求爱呢？他突然一天晚上就给吴妈跪下了，然后他说：“吴妈吴妈，我要和你困觉！”哎呀，然后呢吴妈就哭，要抹脖子上吊，然后大家就都认为阿Q干出了毫无人性、违反道德、不守规矩、伤天害理、不齿于人类的这种事情，阿Q没有写检讨因为他不识字，但是他表示了检讨之意，而且还赔了钱，把一年的工钱都给了吴妈，而吴妈却一直在那里哭、哭、哭。如果阿Q在语言文字的修辞上能够到咱们中文系上两节课，能来这儿听讲座，他就绝对不会用这种话了！如果他读过徐志摩的诗呢？那么他见到吴妈就会说：“我是天空里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嘿，他可能就成功了！阿Q和徐志摩作为男人，他们想择偶，想求爱，这是天经地义的，连性骚扰也谈不上，因为他是跪下的，他又没有摸人家，也没怎么着人家。性骚扰是阿Q对谁？是对小尼姑。他去摸人家的脑袋，而且他还有一个最为恶劣的说法：“和尚摸得为什么我摸不得？”他缺乏修辞，修辞能使很多事情甚至于发生本质的变化，从野蛮到文化、从野兽到文明的人，可以有很大的变化。不过我们往宽里说的话，很多事情就是一种修辞，我们可以说它是生活的修辞，比如说婚姻，该有的这些仪式、程序，互相还写点情书，然后你再进教堂，还要奏结婚进行曲，非常雄壮，我听这声音时一直以为是大军出营征战。经过这样一个修辞的手段就不一样了，所以有时候我们从一个人的语言、所谓的谈吐上就能看出这个人素质是高还是低，对人是粗暴的还是温和的这样一些印象。所以说语言的修辞作用是太大了，为什么我说语言塑造了人呢？这是因为人的一些本能的欲望，这些欲望既谈不上坏、罪恶，也谈不上好、文明，经过修辞的作用，经过这种长期的修辞的实践、修辞的习惯、修辞的素养，他变成了一个有教养的、有文化的人。一开始我觉得挺好笑的，因为我们国家的一些领导人提出来要学会说五个礼貌用语：“谢谢”，“再见”，“对不起”，“你好”，“请”。但是后来我想这是有道理的，会说这些话的人和不会说这些话的人他的文化程度是不一样的。英语国家的人很喜欢说一个很轻微道歉的词“Excuse me”（请原谅）,旅居纽约的一个台湾省的画家和诗人，他告诉我他回到中国在机场碰到别人或是别人碰到他了，他马上就说：“噢，对不起！”被说了对不起的那个人把头一歪，说：“神经病！”有一年奥运会后在北京举行奥运会金牌得主的报告会，这个会是由水平相当高的运动员联合主持的，其中有一个是女柔道运动员。她说这次在决战当中碰到的是古巴的一个柔道选手，她们是无差别级的，就是说她的体重已经超过了一般人，比如说你的体重超过了150公斤，有能耐的话你就长250公斤，你也参加这种比赛。她说这个竞争对手个子比她高得多，体重比她重得多，力气也大。她说：“我就想探一探虚实。我怎么探的虚实呢？晚上吃饭，举行招待会，我就走过去故意扛了她一下。我一撞她，结果这个古巴女选手说excuse me，说对不起。”外国人都是这样，互相一撞没有人会责问：“哎，你怎么撞我啊？”“我才没撞你！是你撞得我！”绝对不会这样。她说：“我一听我撞了她，她还向我道歉，证明她怕我，我一定能赢！”哎呀，当时我在电视前面听完这话我都没有地缝可钻啊！这是个语言的问题，但更是个文明的问题。
第四我想再讲的就是语言的政治功能实在是太强了。语言在政治当中起到相当的作用，政治家基本上或是按照一般来说他应该是个演说家，比如说用语言来煽情，用语言来发挥鼓动的作用。前天我听童庆炳先生讲《文心雕龙》，其中一开始就说“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能发动天下的是辞，以辞来打败政治上强有力的对手。“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这个语言的力量太大啦！雷霆万钧，如火如荼啊!就冲这一句话就该热血沸腾了。古代“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 ，我没有能力把你消灭，怎么办呢？我跟你一块儿死！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意思。“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而且“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个说法不仅中国有，前不久我们去菲律宾，菲律宾有一个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民族英雄，他的名字我记不清了，他又是一个诗人，他在就义前写过一首诗。这首诗里有一句话说“我流出的血将染红明天的朝霞”，这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革命烈士夏明翰的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甚至于连大汉奸汪精卫在刺杀摄政王被捕后他就作了绝命诗，叫做“慷慨歌燕士，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后来由于他的才华把他释放了。我的目的不是为了替汪精卫说什么好话，而是我们知道历史的复杂性，语言可以超过你本身，达到一个高度，汪精卫并没有达到一个志士、一个义士的高度，就他的一生来说不但没有达到，而且非常可耻。他从重庆跑到南京做了日本伪国民政府的主席，但是他的语言所达到的高度现在我读起来还是怦然心动。“引刀成一快”，这是痛快事，是作为一个楚囚的慷慨悲歌，当然这和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可能是有所联系的，“不负少年头”，一刀砍下去——唰！瞧这种精神！但是他没有做到。有一些话我觉得提得真精彩，比如说《共产党宣言》讲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革命，说是“无产阶级在这场革命中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哎呀，这种语言力透纸背，千钧之力啊！最后还有一句话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是中文的翻译，更悲壮，“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原来德语的原文我不会，但是英语我见过，因为我去过马克思墓，那上边写得太简单了，就是“All workers,Unite!”很简单，“所有的工人要联合”。
我就想到一些很有名的词儿，比如说，你们这个年龄的人肯定也知道季米特洛夫，他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活动家，是保加利亚的一个领导人，这个季米特洛夫曾经被希特勒的国会纵火案所诬陷，不知道怎么有个疯子一把火把德国国会给烧了，于是法西斯集团就借这个机会镇压所有的左翼政党和工人团体，逮捕了季米特洛夫。季米特洛夫在被审判时不要律师，自我辩护，把敌人的审判变成了他的讲台，在那里慷慨激昂地讲话，所以他真是那个时候共产主义的一个明星。他说：“当中世纪的教会把主张地动说的科学家烧死的时候，这个科学家说：‘你可以烧死我，但是它在转动着！’”它在转动着！这个气魄多棒啊！还有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决战的时刻到来了！到时候我们不做铁锤便做铁砧。”也就是你不砸他他就砸你，当然从现在来看对这个事情还是应该一分为二，他没有充分考虑事物的复杂性，但是从语言来说它是非常有力的，这是政治上的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种语言和文字又会变成政治家的一种武器，变成了政治家的一种障眼法，他用来遮蔽事实的真相，用来推迟真相的出场。我们“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宣传得非常好，而且大家都说这人讲得真好，但是那些话是经不住研究，是经不住推敲的。我这里就不说具体是谁说的了，这人介绍经验的时候说，我们这儿对待自然灾害，经验有三条：第一，要承认它；第二，不怕它；第三，克服它！讲得铿锵有力，而且还有第一第二第三，但是他讲的是废话，和没讲一模一样啊！是不是？什么叫第一承认？你承认不承认洪水下来把你房子都已经冲走了你还你承认？好像谁求着你承认似的！就是有时候他讲些同义反复的东西，比如说有些领导人讲话，说什么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第一，不是三心二意；第二，不是半心半意！这叫什么？这叫同义反复，你说来说去实际上一句话都没有说。什么叫中国海洋大学呢?第一，他不是美国海洋大学；第二，他不是中国陆地大学；第三，他不是中国海洋幼儿园！我们有这样讲话的吗？还确实有这么讲的！下次你们要碰到哪个大人物在这里讲什么什么叫中国海洋大学类似的这些话，你们也热烈鼓掌。到时候如果他级别够、地位够、名声够，那么他讲这一类话的时候，我们要说，讲得好！前几个月媒体评这个文理不通奖评给拉姆斯菲尔德了，后来在凤凰台上就多次播放拉姆斯菲尔德这个讲话，可惜我的英语不能够强记，但是大概的意思不会错的，他是这么个意思：“I dont know what I know or I dont know, If I think I know Im not sure I know or I dont know.”就是当时人们问他关于伊拉克形势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追究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说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知道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什么，但是不见得就是我们知道什么。这就是拉姆斯菲尔德说的，但是拉姆斯菲尔德如果真是来访问中国海洋大学的话，说不定咱们还可以授予他一个语言学的荣誉博士称号。有时候搞政治真是练语言啊！我在香港看过老布什竞选的一个新闻片，老布什他讲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加税，他就保证绝对不加税，他用手指着嘴（动作），这个动作是很难看的，其实美国人的举止应该说还是比较好的，也可能人家老布什的风度够会好看一些，我这样学就有点儿难看了。他说：“Pay attention to my mouth！I say： No！No！No！”他说请你们注意我的嘴，注意我的口型，我说了不加税，我说了三次不加税，然后他上台三个月后就加税了，然后他又讲，我当时说不加税有当时的情况，现在说加税有现在的情况，情况变了提法自然会有改变！这个语言文字真好啊，没有语言文字怎么办？怎么解释这些事情？
中国是很注意外交辞令的，我小学的时候就学过晏子使楚，这一类的很多故事不就是靠语言吗？因此，就显示出了语言的魅力，最后那个楚王说：“寡人自取辱焉”，就是等于他承认败在晏子手下。还有说客，《史记》上就有很多说客，说客就靠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改变形势。有时候我开玩笑，其实我的话并没有恶意，只是听起来可能有贬义，我发现好多人包括我自己，我说我们到底算什么劳动者？算体力劳动者？不算！算脑力劳动者？不能一天老用脑子，很累的！后来我归结为“口力劳动者”，很多人都是口力劳动者，靠口力劳动改变、调整着政策，包括文字也是把口说的东西记载下来。
那么除了语言的政治功能，还有语言的审美功能，语言的艺术功能。语言产生之后可以成为审美的对象，其实刚才我讲那些我喜欢的词的时候，已经包含了对它的一种审美的感受，因为你不能单纯地说哪个词一定好，哪个词一定不好，褒义词都是好词，贬义词都是坏词。语言和文字，尤其是像中国的文字有这样巨大的审美功能的也是很少有。它的音乐感，我读文学作品包括我自己写东西，做到没做到这是另外一回事，我特别追求的就是这种音乐感。好的句子你怎么看怎么舒服，怎么念怎么舒服，别人念你怎么听怎么舒服，而不好的句子怎么着都别扭。其实拉姆斯菲尔德获得文理不通奖的那一段讲话从单纯的审美意义来说有一种喜剧的乐趣，用英语来评价的话，“He is fun”,我们也可以说是“He is fantastic”，他是奇妙的，而且是喜人的，这是从单纯的审美意义来说。昨天袁老师在这里讲了很多的古典诗词，我也深受教育，我有时候喜欢一些不上经传的作品，我就是觉得它的发声好听，内容当然可以，内容不算深刻，也不算感人，也没有包含巨大的道德的、社会的或是人生的内涵，但它的声音实在是太好听。比如说苏轼的：“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怎么那么“帅”啊，这诗？太帅了！“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唱歌你就唱不到这么好。比如说《人间词话》也讲道：“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这声音真是太好听了，你就单纯从它的审美的角度，不去管它的内容，而且甚至与那些从内容上来说值得推敲的，不一定很积极，不一定很健康，也不一定同情劳动人民，也不一定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化和人民的最大利益，但重要的是这些词藻，这些词句，这些文字加在一起给你的美感。我为什么喜欢李商隐呢？李商隐他能够把他那种消极的、悲哀的，乃至于颓丧的，李商隐有很多颓丧的情绪——我看《红楼梦》里贾政贬斥贾宝玉，贾宝玉想个什么文词，贾政就说：“颓丧！”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如果贾宝玉是我的儿子的话，他整天玩儿那些东西，我也烦，我也急啊！我还是希望他努力追求进步，不希望他那么消极——但是李商隐他能够用特别美的文字，用特别美的语言，甚至用富贵的词汇，比如说金玉、蝴蝶、花卉等等，用这些东西把颓丧的情绪加以包装，使得颓丧的情绪变成一种曲折有致、美不胜收的这么一座宫殿。譬如说我最喜欢他的两句——这是最颓丧的：“红楼隔雨相望冷，珠泊飘灯独自归。”哎呀，这太悲哀啦！“红楼隔雨相望冷”，他是不沟通的，他是隔膜的，“相望冷”，他是冷雨，绝对不是“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他没有毛泽东的劲头，“红楼隔雨相望冷”，你觉得这个冷啊，读到这里就有点儿冷到骨头里去了。“珠泊飘灯独自归”，这么美！他为什么这么美啊？红楼在雨里，他是红楼啊，他不是土楼，也不是地堡，“地堡隔雨相望冷”，这就不行了；“珠泊飘灯独自归”，他这不是纸灯笼，也不是拿着一根蜡，更不是拿着手电筒，“手持电筒独自归”，那就完啦！甚至于这种悲哀的情绪，消极的情绪，失望的情绪，软弱的情绪，所谓“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这雨都是飘着的，飘到瓦上，不是落到瓦上，雨没有重量，又有风，风也很小，没有大风，连旗子都不能吹满了，不能吹满旗子迎风飘扬，所以这个语言变成一种审美的呼唤。
新诗里头舒婷有两句诗，实在是写得非常具有审美的价值，这诗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她说：“也许有过一次呼唤，却永远没有应许；也许有过一次约定，却永远没有如期。”Beautiful！太棒了！这就是一种语言的审美化。一念这个我总有一种恶作剧的儿童心理，我就想起我上小学的时候，男生三四年级的时候就开始发坏，我们一个同学就学着唐山味儿教我一句话，就是说：“我说老妹子啊，你咋不爱（发后舌音）我呢（nin音）？”这就缺少审美价值，显得粗鄙不堪，至少他这是顽童语言，没有什么特别恶劣的，你们老师听到大学哪个同学这样说话也不会给处分吧！可是如果这个大学同学在自己私人的感情生活上不太成功，不太顺利，那么你就背诵一下“也许有过一次呼唤，却永远没有应许”，“也许有过一次约定”，当然也许连约定都没有，“却永远没有如期”，是不是你自个儿也显得雅一点儿了？也不必闹得太大发了，也不必太出丑了，语言就起了这么个作用。有时候语言会变成诗，有时候会变成名句，叫做“千古丽句”，有时候变成奇文，有时候变成戏剧的台词。我看曹禺的《雷雨》，我就特别喜欢其中那些最普通的话，特别是《雷雨》的第二场，就是侍萍和周朴园见面了，他说到了那个年代，侍萍说了：“那已经是几十年以前的事了，那时候还没有用洋火。”洋火就是火柴，我不知道是哪一根心弦拨动了，她这个“没有用洋火”就引起我本身那么多沧桑感，因为我经历过，小时候常说“买包洋火去吧”，它叫洋火，不叫火柴，叫火柴已经很先进了，现在火柴都很少用了，因为有了其他的取火的方式，也很难买得到了。然后还有一句话说：“侍萍老喽，老的连老爷都认不出来了……”何等的悲凉啊！这很有一种味儿，和那个“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本质是一样的，但是它又是另一种悲凉。所以我们觉得语言文字不但是有声音，而且是有表情的，是有动感的，是有形象的，是有色彩的，它处处都在感染着你，处处都在触动着你。
第六，我想讲一讲语言的神学效应。语言不但有艺术的效应，有艺术的功能，有表意的功能，政治的功能，社会的功能，而且语言有强大的神学的功能。第一，很多神学的最根本的概念，是语言的产物，是一种语言。譬如说“终极”，谁看见过终极？终极在哪里？你是活人就看不见终极，你看的机会只有那几十年，我们假设您长寿，您能活一百五十年，那一百五十一年您都看不到，更不用说终极了。譬如说“永恒”，你上哪儿去找永恒？但是永恒是一个词，是一个非常好的词，是一个非常有神学功能的词。“本原”，“至高无上”，“造物”，“命运”，“无限”，我们看到的都是有限的，无限是我们思想的产物，因为有这个语言，你的思想才有所丰富。“轮回”，“末日”，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些语言，怎么可能有宗教？怎么可能有人的这种神学的追求和研究，当然还有更严肃的，“上帝”啊，“佛”啊，“真主”啊这样一些词。我们中国除了“老天爷”、“灶王爷”、“玉皇大帝”这些词以外，还有一些“准”或是“亚”神学的词，就是说哲学的，具有无限涵盖力的词。譬如说“道”，譬如说“无”，其实我想来想去这个“无”也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你看到的摸到的都是“有”而不是“无”，但是看不见的、摸不着的东西，就是说你经验以外的东西，语言和文字可以创造。语言和文字不但有经验性，而且有“超验性”和“先验性”，超出你的经验。还有一些伟大的词语，它们本身就具有一种神性，比如说“正义”，“神圣”，“永生”，“就义”，它们有一种超越，一种对人生经验的超越，是对人生经验的一种升华。所以自古以来就有把语言神圣化尤其是把文字神圣化的这样一种倾向，世界上各个民族都在寻找一种具有神性的语言。譬如说“南无阿弥陀佛”，有一些佛教里面讲这个“唵嘛呢叭咪吽”，他们说这个和“南无阿弥陀佛”一个意思，属于不同的版本。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取缔过一种邪教叫做一贯道，一贯道也有一个五字真言叫做“无太佛弥勒”，一贯道现在在台湾还热火朝天，我们这里已经彻底取缔了，我们还说过它是“一贯害人道”。外国也有咒语，比如说我们所知道的芝麻开门的故事，芝麻开门这就是咒语，你到了一座宝山的紧锁的石洞面前，你叫一声芝麻开门，这门就开了，然后所有的金银财宝欢迎你去摘取，去收获，他们寻找这样的语言。“福禄”两个字有一种很特殊的写法，认为有避邪的效应，过去北京有很多家里头如果有小院子的话，他们就立一块石字碑，上边写着“泰山石敢当”。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有些语言文字是有神性的。
还有一种魅力，就是有人认为语言文字本身它还有一种神秘，它的背后有一种神的意旨，这个意旨是文字本身所不能直接提供的，是要靠你去钻研和体会，去探索的。中国有《推背图》，所谓“河出图，洛出书”，这里头是一个神秘的东西。要是细讲起来语言和文字真是非常神秘，我相信语言是经过千万年才慢慢形成的，不可能一下子就这么完备，它在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有一点道理。比如说妈妈爸爸这个全世界都差不多，而且没有管男亲叫妈妈，管女亲叫爸爸的，可能有点胡思乱想。我想这个可能和吃奶有关系，“么么么么么么”，这个比较合理，“叭叭叭叭叭”，这是把奶吐出去了。我还想过人体器官上的有些说法，都是有一点儿道理的。比如我们说“牙齿”，说的时候这个牙齿的运动，牙齿的显露是很明显的，英语说tooth，teeth，也有明显的牙齿的动作。“舌头”呢？说“舌”，这是对舌头的一种使用，英语的tongue，又是一种对舌头的表述。但是时间长了以后，你就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了，就像我用电脑的五笔字型一样，一开头要考虑，但是用时间长了以后你绝对用不着再分析这个字，因为你已经背下来了，形成条件反射了。比如说写“套”字，它的五笔字型是ddu,为什么呢？第一个d代表“大”，第二个d代表中间的那个字符，然后u是那一“、”，它是上下结构，所以是u，但是我现在如果写到套字我绝对不会去想它是大，还是什么，就跟我们写字一样，开始学写字的时候，比如说“王”，是一横一横一竖再一横；“蒙”，先一个草字头，再一个秃宝盖儿，然后再怎么着。现在写字的时候绝对不需要那么想，所以它就是变成了一个没有道理的，变成了一个条件反射的，变成了一个本能的东西了，而这时候它就神秘了。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话这么多的语言，老觉得文本后还有天意，而这个天意是不可测的，所以就有测字，所以有《推背图》，就要解释。国外和港台地区的人喜欢搞这个。我看过一本书，台湾出的，叫做《圣经密码》，说他们确认《圣经》是密码，他们请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退休的密码专家来研究，找出了它这个密码的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他们发现《圣经》已经预言了所有的事情，预言了苏联的解体，预言了巴以冲突，预言了伊拉克战争，凡是发生过的事情，密码都能找得出来。我想是这样，事情已经发生了他去找，很努力地去找，然后用很奇怪的破译的方法，最后找到了。把语言把文字当成一种密码，然后寻找它背后的神秘，这个中国也不是没有这种传统。中国认为语言文字具有神秘性，说仓颉造字的时候“天雨粟，鬼夜哭”啊，因为太智慧了，这个智慧是超人间的，超经验的，所以连天都下小米，鬼夜哭，连鬼都害怕，中国人这么厉害啊！仓颉这么厉害啊！所以说预言有神秘性，有神学的功能。这种把语言当密码的游戏表现在占卜上面，希望通过对一些卦辞的解释、解读能找出对人生、命运的预言来。
第七，我再说一下语言还有一种心理释放和抚慰作用。语言和人的心理我觉得关系太大了。为什么呢？语言可以使你心里的郁结得到释放。我读过美国20世纪80年代一个很有名的短篇小说家，现在已经去世了，叫做约翰·契弗，他的女儿叫苏珊·契弗，她写过一本书回忆他的爸爸。她在这本书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在我小的时候遇到不愉快的事，我爸爸就让我回到房间跪下来做一会儿祈祷。在我大了以后遇到不愉快的事，我爸爸就让我把这一切都写下来。在祈祷之后，写下来之后，我就变得平安多了。现在我遇到的最不愉快的事就是父亲的逝世，我要把这一切写下来。”这是很普通的，一个人需要说，需要倾诉，一个能够倾诉的人他是幸福的，一个无人可以倾诉的人，他是可悲的。现在中国有，外国也有，弄个电话热线，甭管认识不认识，胡诌八扯也好，品格低下也好，反正你把最不愉快的事最见不得人的事统统说出来。宗教信徒的忏悔，天主教叫做“告解”，也起这么个作用。见到神父了，在一个很隐蔽的角落说：“神父啊，我是有罪的。我的邻居评上高级职称了，我没评上，我真恨他呀，昨天我给他的狗投了毒了。”神父说：“啊，我的孩子，你已经有了认识了，你快再买一条好狗送给你的邻居吧。你这个罪不太大，上帝会饶恕你的。”然后摸摸他的脑袋，他就舒服啦！闹不起神经病来。
有时候我觉得语言弄得好有一种释毒的作用，它把那种非常负面的，非常消极的，有可能成为毒素的，有可能引起癌变的那些经验，那些体验，那些情绪，把它们通过一定的语言文字的形式写出来以后，就是经过了这么一个无害化处理的过程。李商隐也是这样，李商隐虽然消极，但是他的诗写得漂亮，他要有很好的音韵，他要有很好的典故，他要有非常精确的对仗，他要有精美的文字的选择，所有这些都是无害的，这是种无害化处理。我还常举一个例子，比如《红楼梦》，对晴雯的死，宝玉义愤填膺，但是他又不太可能在荣国府、在大观园掀起一场抗暴、抗谗言、清理小人的这样一场运动，连绝食他都没有，宝玉怎么办呢？他就写了一篇《芙蓉女儿诔》，而且这个《芙蓉女儿诔》也是骈体，写完之后自己在那里摇头摆尾地念，林黛玉还听见了，然后林黛玉就过来了，过来以后还跟他提一提说哪个字该怎么改一改，哪个词该怎么改一改，这样就把对晴雯死的愤激之情转化为对“诔”这种文体的一种修辞学的讨论，把它雅化了。不但雅化了，而且释毒了，把它无害化了。所以这本身就透露了一个消息，语言文字既很好也很厉害，也很冷酷，它把一个对人的死亡的正义的愤怒最后变成了文字的推敲。中国的戏曲和国外的戏曲比较起来，中国戏曲的大仁大孝，大忠大奸，大锣大鼓相对来说比较强烈，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中国人心里积蓄太多，压抑太多，他需要语言的宣泄，而语言的宣泄无论如何比他上街宣泄要安全得多。秦香莲见皇姑，皇姑问：“你为什么不跪？”秦香莲说：“按照国法，你是君我是臣，我应该给你跪；按照家法，我是大你是小，你应该给我跪。”这个思想本身并不算很先进，但是在当时来说，她敢这么说话也还是出气，别的时候不敢说就在戏里头说一说嘛。通过这个东西能够维持一种心理的健康和平衡，这就是语言的心理的释放乃至于释毒的作用。
第八，语言是一种游戏，语言文字有很大的游戏性。它消遣，有很多纯游戏性的语言游戏和文字游戏。我小时候，就是我说的那个三四年级开始发坏水的年纪，学了很多这种游戏性的东西，而且听起来不太有道理的，没有什么意思的这样一些文字，但是很有游戏性。比如说模拟的快板儿，说：“打竹板儿，迈大步，眼前来到棺材铺，棺材铺的棺材真叫好，一头大来一头小，装上活人跑不了，装上死人活不了。”我觉得这是很天才的，无名氏做的，没有什么意义，也没有攻击棺材铺的意思，也没有为棺材做广告的意思，因为棺材你也不能大肆做广告，不会说是想说“你需要几口棺材请到我们这里来”。这是一种游戏。还有很多例子，我的孩子小的时候那么多革命的好的童谣教给他，他不学，他就会说什么呢？“一个小孩儿学大字，学，学，学不了；了，了，了不起；起，起，起不来；来，来，来上学；学，学，学文化；化，画，画图画；图，图，图书馆；馆，管，管不着；着，着，着火了；火，火，火车头；头，头，打你一个大锛儿头！”这就是游戏，它有什么意义？既不反动，也不革命，也不进步，语言文字有这种游戏功能，人又多了一个玩的东西。动物吧，一只猫它可以玩个球，玩个线团线头什么的，再没别的玩了它可以玩自己的尾巴。但是人就比较幸福，人可以玩文字，可以玩语言，而且还有各种绕口令，像是“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这就是游戏，因为这话是不通的，你不吃葡萄怎么吐葡萄皮儿呢？后来我在德国，在波恩一个汉学家的家里，我找到了一个20年代德国汉学家写的《北京口语词典》，其中有这个绕口令，那时候比较规矩，是“吃葡萄就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它是很合理的，但是游戏性不如这个“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儿”，游戏性就增加了，是把它荒诞化了，这都是一些游戏。
中国的游戏太多了，比如说回文诗，这诗从第一个字念可以，从第几个字念也可以，它是循环的，是转的。苏小妹三难新郎，其中就有回文诗，所以极具游戏性。好多年以前我看曹禺改编的巴金的《家》，《家》里头有个冯乐山，是个老不死的，老腐败，其实冯乐山按照书里的描写不过40多岁还不到50岁，我就想冯乐山集的那两句诗还真是挺工整，“翁之乐者山林也，客亦知夫水月乎”，第一句诗是《醉翁亭记》里的，第二句诗是《前赤壁赋》中的，有时候这种游戏在客观上起了一种亵渎的作用，但他并不是有意的。我上小学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唱岳飞的《满江红》，满江红我们知道一种唱法，还有一种简单一点的唱法：“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可是我们的同学立刻就把它给改了：“来一碗粥，要咸菜不要窝头！”那么这个同学是不是对岳飞有不敬呢？是不是有私通秦桧的嫌疑呢？没有，真没有。他就是觉得你老唱“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没有人笑啊，改成“来一碗粥，要咸菜不要窝头”大家就一团乐了。解放以后我们有一个歌叫做“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马上这个同学又给改了：“我是一块饼，吃了肚子疼！”解放初期维吾尔族有个歌，迎接解放的：“嗨，我们尽情地跳跃，在五星红旗下面……”大概就是这样，然后人家又给改了，还是个女生改的：“人人都说辣椒辣，我说辣椒是甜的，你吃不吃啊，随你！”这是一种现象，你改的太多了当然是不好的，你说他是受了后现代的解构思潮的影响？那时候绝对没有！人有一种拿语言和文字游戏的本性，你可以搞得很神圣，也可以搞得非常游戏，当成个玩意儿随便玩儿，就像魔方一样，你可以这么拧，也可以那么拧，放地下转一转，碾一碾，搁脚踹一下，总之是玩，这是一种游戏。
第九，我要说的是最重要的，语言有一种发展人的能力。它本身有一种发展能力，有一种组合能力，有一种衍生能力。就是说语言本身在人把它创造出来以后变成了一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有机的、活的东西，它本身是在不断地变异，不断地组合，不断地发展，它培养了人，比如说有了数字，它培养了人的条理；慢慢地我们有了反义词的概念，很多新词就创造出来了。譬如说我刚才提到的无限，无限是一个超验的概念，它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我们有有限的经验，对有限我们是有经验的，我们知道空间是有限的，时间是有限的，您兜里的钱也是有限的，有了对有限的经验，你就想这个有限的反面是什么呢？是无限，长生不老，天地同辉，这是无限。有了短暂的经验，然后想和短暂对立的是什么呢？是永恒，这样我们就创造了永恒。对反义词的思索使我们人产生了超验的概念，有与无，物与神，文与理，都是这样。比如说很多成语，这些成语出现以后，它是经历着一个变异的过程，这个过程我们现在很难作价值判断，它是好还是不好，比如说现在，包括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里经常有这么一个词叫做“知难而进”，这个成语原来是“知难而退”，但是现在已经快有人不知道“知难而退”了，只知道“知难而进”。为什么呢？因为毛主席他来了一个“知难而进”，毛主席最喜欢改成语，“前仆后继”，他来了一个“前赴后继”，“知难而退”他给改成了“知难而进”，他用他的价值观念来改成语。但是起码我刚才说的那两个改法已经被广泛接受了，到处都在讲“知难而进”，到处都在讲“前赴后继”，比较吉利，而“前仆后继”听起来就不怎么吉利。过去的一些成语在流传中也已经和原来不一样了，在此我就不一一举例了，相信在座的各位搞语言的老师比我知道得都要多。所以语言本身有变异的可能，有衍生的能力，有代偿的能力，还有自我完善的能力。有时候语言的组合丰富了人的思想，当然首先是人的思想丰富了语言，但是反过来语言的组合又丰富了人的思想。譬如说“有志者事竟成”，但是我们马上按照这种模式可以提出几种不同的命题来，一种是“有志者事不成”，“有志者事未成”。我们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一个是空有大志，到最后蹉跎一生，并无成就，你不能说这没有啊，不能说保证百分之百的“有志者事竟成”，能有百分之十的“有志者事竟成”就不错了！还有就是“无志者事竟成”，有没有这种例子？至少相声里是有，比如说“黄蛤蟆”啊，等等，有许多无志者他反倒事成了，有志者事反倒不成。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无志者事不成”，这和“有志者事竟成”没有什么矛盾。还有一种，既不算有志者也不算无志者，事没算成也没算多么不成，这样的一大批。你就从这个“有志者事竟成”上，从这种语言的单纯的组合上就可以看出语言本身能够怎样衍生，怎样变化。成功是失败之母，失败是成功之母，成功也可以是成功之母，一个成功引起一个成功，失败也可是失败之母，或者成功失败各不相干，并无“母子”关系，这都是可能的。就是说你看着是语言文字的来回调换，来回组合，来回排列，正义词改成反义词，或者是把宾语换成主语，但是本身它丰富了思想。相反，如果我们既没有成功，也没有失败，也没有之母这样的概念，我们的思想会贫乏得多。所以，一个没有语言没有文字的人，一个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和自己的文字的民族是最可悲的。
刚才这些是从语言的正面来说的，但是反过来说语言本身又是一个陷阱。什么陷阱呢？第一，语言不可能完全准确，语言怎么能完全准确呢？我们都知道轮扁论斫的故事，有一个造车轮的阿扁，这个阿扁看到齐怀王在读书，他就问怀王读什么书啊？齐怀王说我读的是圣贤之书。他说这不过是糟糠而已。齐怀王就问：“有说乎？”你有道理吗？给我讲讲。阿扁就说，以做轮子为例，他说你砍的劲儿大了它就苦了，砍的劲儿小了它就甘，这个苦字到现在我们还用，就是说这东西你去的太多了就苦了，做过了就是弄苦了，用的力量不够就会甘，就甜了，现在这个不太用了。但是你怎么能够合适掌握呢？无法传达，无法用语言来描述。你只能自己慢慢去砍砍砍砍，然后就掌握住了，他说连做轮子时语言都是无能为力的，那么你写一本书来教人的用处就是很小的，何况是你治国平天下的大事呢？你不能说治国平天下的大事比做轮子简单。所以能够写下来，能够说出来的全是糟粕。——这位木匠够厉害的！所以中国的木匠厉害，这自古有传统，有论述。禅宗讲：“不可说，不可说”，越是最精妙的道理越是不能说。至少到了孔子他有“述而不作”，说还行，但是不能作。为什么呢？因为“说”有很多弹性，有很多灵活性，有语境，有语气，有对象，像我们今天在这里说，有交流，有呼应。但是写成文字了，比如说我今天讲的这个，万一被你们整理出了一个文本，那是很不幸的一件事。你要再看，那就是胡说八道，信口开河啊！是经不住推敲的，这样一来问题就多了，所以是不准确的。第二，把任何东西写下来以后，它会简单化，它会教条化，它会呆板化。本来灵活的、极好的一个论断、一个见解，写出来以后变成死东西了，它就暗藏着变成教条、变成呆板的可能。第三，你说的越被普及，就越有降低水平的可能，它被通俗化，最后被庸俗化了，最后，我有一个不雅的词——被狗屎化了。很好的一个见解，很好的一个说法，尤其是如果一强迫。比如，大家都按王蒙的说法说，完了！那么说出来的多半是狗屎，多半不是见解，多半不会有很珍贵的思考的成分在里面，因为它变成人云亦云了，变成各执一词了。就像“文化大革命”中打语录仗似的，你背一段语录，他那里背一段语录，把语言文字所表达出来的精彩的东西加以歪曲，加以简单化。所以我们在讲到语言文字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无论如何还要看到尤其在我们中国，有一种反语言文字的、非语言文字的传统。就是我们现在评价一个人往往还用到一个词叫厚重少闻，什么样的人厚重呢？他的话不多，而且话的文采不多，这人没有什么文采，拙嘴笨腮，有话不大会说，他的另一面给人的感觉比较厚重，比较稳重，比较可靠，比较忠诚，这个是中国长期形成下来的。特别善说的人当不了大官儿，特别善说的人可以当演员，可以说相声。甚至于他搞好了，运气好，学习也努力，可以当教授（对不起，在座的各位教授原谅我说的话），但是你当不了大官儿。正是因为语言文字有这种侧面的反面的东西，你说的太多了令人马上就想到言过其实，你说得不准确，你说得夸张，你是所谓嘴皮子上的功夫。我在新疆时，新疆有个很有名的诗人叫做铁依甫江，他有一首诗后来被批得不亦乐乎，就是他讽刺那些用舌头攻占城池的英雄。什么原因呢？因为语言太发达了，会脱离现实，它和求真务实的精神不符合了。您要是上上级那里开会，比如党委书记去省里开会，你这里天花乱坠给他讲一段，你可千万别以为会对你印象好，肯定会把你从后备名单里头给去掉了。所以我们有很多对语言不利的说法，“夸夸其谈”、“口若悬河”、“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那么我们现在批评的是行动的矮子，但是你现在把“言语的巨人”联系起来就变成了“结结巴巴行动的巨人”，我们老是寻找那种结结巴巴的话也说不清楚的行动的巨人，这个也有点偏颇。演说，答记者问，记者招待会，既需要行动的巨人，也需要言语的大师，我们应该提倡言语的大师和行动的大师。
语言还有一个陷阱，就是语言它规定了你的思维。我们现代人出生以后接触到的现有的语言信息太多了，根本你想看也看不完，想消化也消化不清楚，所以你只剩下学舌的份儿了，已有的语言已经规定了你的思维，使你的思维不能解放，不可能有什么别的新鲜的想法。本来这是非常好的事，“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现在的孩子一般话还没说已经全都会背这首诗了，然后你一看到月亮就“低头思故乡”，那这个月亮到底是什么样儿，你就没有那种真实的原生的感受，你只有这个诗歌里边儿的。我就想我小学学作文的时候我买过一本叫做模范作文读本，现在这一类的东西那就是汗牛充栋了，这个读本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学会了一个词叫做“皎洁”，皎洁的月亮升起。我过去对月亮有感觉，觉得月亮当然没有太阳那么亮，又不像星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发现了“皎洁”之后又发现了月亮，我觉得“皎洁”这两个字给我的帮助太大了，没有“皎洁”就没有王蒙的月亮。但是到后来我特别痛恨这两个字，我说你形容月亮，描写月亮，感受月亮你什么都行，老是“皎洁”，张三看见的是皎洁的月亮，李四也是皎洁的月亮，弱智者也是皎洁的月亮，汉奸看见的也是皎洁的月亮，我就是不“皎洁”！我忘了，刚才我说的不喜欢的词里加第四个——“皎洁”！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直感觉皎洁在统治我，在排斥我自己感受月亮，所以这时候应该：“皎洁，bye!”“永别了，皎洁！”已有的语言和文字的信息既是我们的财富，又是我们真正认识世界，进行创造的一个阻隔。
语言还有一个陷阱，就是从理论上说一切已经说出来的尤其是写下来的东西都有可能被驳倒，我现在不管事实是不是被驳倒，但你就是说要抬杠，那没有一句话是不能抬杠的。说人都要吃饭，他说正绝食的人就不吃饭，刚做完肠胃切除手术的人也不吃饭。我不想多举了，就是说没有什么话是不可以推敲的，是不可以被驳倒的，为什么现在文坛上有一批酷评家？因为语言和文字是最容易被驳倒的，一个实验结果你想驳倒没那么容易，除非你自己也做一回试验。一个物理定律你想驳倒它不是那么容易，可是一个语言和文字所构成的、所表达的思想，所表达的命题，你可以攻其一点而不及其余，你可以无限夸张。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中还常常可以看到两个人在讨论一个事情，本来是一个差异非常细微的见解，但是两个人各不相让，你说从来没见过！什么叫从来没见过？昨天你还见着呢！那个说你就不信，你不信管什么用啊？毛主席都信！语言文字可以造成人的沟通，又可以引起人的分歧；它可以促进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情更加成熟，更加明晰，或是更加敏锐，也可以阻隔我们的思想和感情来制造许许多多无聊的冲突。我们可以想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语言文字所制造的废品，所制造的垃圾，并不比语言文字所开放的奇葩少。
非常抱歉，我也闹不清我今天讲了半天，是不是又是一大堆语言的垃圾，请大家原谅。
（本文是王蒙先生2004年4月在中国海洋大学的演讲，由温奉桥、候霞整理。原刊于《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
（本文是王蒙先生2002年4月在中国海洋大学的演讲。由傅荣、魏世江整理，原刊于《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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