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是个复杂的存在。在中国当代作家中，似乎没有人比他更复杂、更难以言说。他是中国当代文坛上的一只偏偏飞舞、自由自在的“蝴蝶”，你永远都无法窥见它的全貌，你只能看见它彩色翅膀的一闪。他的智慧、他的敏锐、他的激情，甚至他的幽默，都是“王蒙式”的。同时，王蒙先生曾说，自己是个“历史化”的人，是他生活的那段“历史”的产物。今天，让我们走近王蒙、了解王蒙，从而，也走进那段历史，了解那段历史。

      作家王蒙     

    在新中国文坛上，王蒙无疑是个影响巨大的重要作家，他既是中国当代主流文学思潮的引领人物，又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一面镜子，一面旗帜。他对中国当代文坛的影响，没有其他人能够比拟。50年来，王蒙始终怀着对人民的深情和对社会的强烈责任感而创作。1953年，年仅19岁的王蒙怀着对朝气蓬勃的新中国的满腔挚爱，开始处女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的写作，由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在这50年的创作历程中，王蒙始终敏锐地把捉着时代的脉搏，关注现实、反映现实，王蒙的作品相当生动、深刻地描绘、反映了新中国半个多世纪的社会生活变迁。王蒙的生活道路与新中国的成长道路息息相关，王蒙的文学创作与新中国的进步发展紧紧相连，因而，王蒙既是中国当代历史的参与者、见证者，同时又是叙述者、表现者。
王蒙的创作，为新中国文坛增添了绚丽色彩和思想深度，在新中国文坛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的《青春万岁》，以诚挚的诗情书写出了新中国的朝晖，因而曾被评为“全国中学生最喜爱的十本书”之一；他于195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以其特有的敏锐的观察和冷静的思考，成为我国50年代短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20世纪70年代后期，历经坎坷磨难后“复出”文坛的王蒙，更是以其勤奋的笔耕和奔涌的激情，成为新时期文学创作中成就最卓著者之一。他的短篇小说《最宝贵的》、《悠悠寸草心》、《春之声》分别获得1978年、1979年、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蝴蝶》、《相见时难》分别于1980年、1982年获得第一、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访苏心潮》于1984年获得全国第三届报告文学奖；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活动变人形》开始，王蒙的长篇小说创作，特别是他的“季节”系列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以及他最新发表的“后季节”长篇小说《青狐》，引起了文坛的广泛关注。在这些长篇小说中，王蒙相当成功地描写了他父辈一代和他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成为反映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道路的史诗般作品。
    王蒙是新中国文坛上一个富有艺术创新勇气和胆识的“探险家”，是一位勇于为文学而献身的杰出的文学革命家。王蒙是20世纪中国文坛上争议最多最大的作家之一，由于他的巨大的文学成就，由于他的始终真正与时俱进的创新意识和他创作上的标新立异，他长期以来，始终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中心人物、热点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争议将会逐渐平息，人们已经并将更加清晰地认识到，王蒙的创作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里。由于王蒙深刻地了解人民和时代的需求，因而，几十年来，他始终导引了文学变革的时代潮流。特别是他的富有探索和创新精神的小说创作，无不因其内容上的大胆和形式上的新异感，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和巨大兴趣。王蒙的小说创作，在新中国文坛的每一历史阶段，都是最具有探索意识、创新精神的代表性作品之一。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震动文坛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突破了当时文坛流行的图解政策条文的小说创作模式，使小说艺术摆脱僵硬政治的束缚，继承和发展了文学写人的情感世界的“五四”新文学传统，他也因此而“获罪”并开始了几十年的磨难。但是，王蒙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他探索的脚步，更没有因此而退缩，而是一如既往地孜孜探求文学发展创新之路。20世纪80年代，王蒙更是向文坛奉献出了一批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诸如《春之声》、《夜的眼》、《海的梦》、《风筝飘带》、《蝴蝶》、《布礼》等，王蒙向读者展示了另一种完全不同于当时小说的陌生的小说新形式，这种探索在当时冒着巨大的风险。王蒙的这种探索事实证明是大胆并富有远见的，这类具有探索性的作品的问世和得到认可，奠定了王蒙在中国新时期文坛上的独树一帜的崇高地位。王蒙这类小说的革新意义在于，它们标志着中国小说走向了现代、走向了开放、走向了自由、走向了多元，王蒙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当代小说的艺术变革进程，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当代小说的现代性进程，并为中国当代小说的发展开辟了某种成功的变革之路。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王蒙更是以极大的热情和深沉的历史情怀，创作完成了气势磅礴、规模宏大的全景式反映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季节”系列小说，2003年9月他又发表了“后季节”小说《青狐》。王蒙的“季节”系列以及“后季节”小说，既是王蒙的“精神自传”，更是相当深刻地构筑了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精神演变的心灵史，在这一系列长篇巨制中，表现了王蒙作为一个充满了历史责任感的作家，面对百年中国历史命运的寻根溯源的思考。王蒙的“季节”系列小说，完成了一次新的探索和超越，为中国当代文学增添了浓抹重彩的一笔。作为一个作家，王蒙除了写小说之外，还写了大量的散文、游记、随笔、杂感，甚至古体诗也十分精到老练，令人叫绝。
王蒙同时又是一个杰出的文体革命家。在新时期文坛上，没有人能够像王蒙那样对小说文体产生如此大的兴趣，并进行了大胆的成功的试验。从意识流心理小说、诗情小说、幽默小说到荒诞小说、寓言小说、玄思小说，直到“季节”系列的“狂欢体”小说，在小说写什么和怎么写上，他实际上在进行一次次的文体试验 ，他的每一次试验，都具有重要的文体革新意义。王蒙在小说文体上的探索、创新，不但使当代小说获得了新的解放，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当代小说的文体形态，而且，向人们成功地展示了现代汉语写作的丰富可能性。


     学者王蒙    

    王蒙是既是个“学者型作家”，也是个“作家型学者”。“作家”和“学者”的双重身份，不但决定了王蒙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的一个大作家，同时也决定了王蒙成为中国当代作家中一个独具特色的大学者。作为“学者”王蒙，他的许多卓越的独创性见解，一方面固然来自于他丰富渊博的学识，更为重要的方面，却是来自于他的与一般“学院派”学者不同的“作家”身份的独特眼光、独特视点所带来的独特发现。他的学术研究，脱尽了一般学术研究文章的“学院气”、“学究气”，既有鞭辟入里的精透见解，更处处渗透着知情论世的作家情怀。作为作家的王蒙是不可重复、不可复制的，作为学者的王蒙更是独特的“这一个”。
作为一个杰出的学者，王蒙在许多研究领域，特别是在当代文学批评、《红楼梦》研究、李商隐研究等方面都做出过巨大的开创性贡献。其实，王蒙的学者生涯起步很早，早在1963年，他在当时的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时，就对鲁迅先生的《雪》进行了富有特色的研究，写成了《〈雪〉的联想》一文。从那时起，实际上就已经显示了王蒙的学者本色。到了新时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王蒙的研究兴趣和研究领域已经超越了对当代文坛、当代作家的关注，进一步扩展到中国古典诗词、戏曲、小说。王蒙是个“学者型作家”，他身体力行地实践了他自己所提出的“作家学者化”的道路。
王蒙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研究方面所表现出来热情、敏锐和所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王蒙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走向具有相当深刻的认识和把握，中国当代文坛上许多重要的文学思潮、文学现象，是在王蒙的首倡下，得以顺利发展的。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王蒙就是一个辛勤的“园丁”，许多颇具实力的年轻作家，都是在王蒙的扶持、帮助下成长起来的。他为上百个作家、学者写过评论，热情为他们“鼓”与“呼”，为他们支撑、开辟了广阔的成长、发展的空间。当代文坛上许多重要作家、作品，是在王蒙的评论后，被人们所发现、认识的，王蒙对王安忆、铁凝、张承志、梁晓声、张弦、阿城等作家的热情评价，显示了王蒙的独特眼光。
王蒙文学研究的另一重要领域是古典文学，并相对集中于“两翼”：“一翼是《红楼梦》，一翼是李商隐的诗”。王蒙在《红楼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他对《红楼梦》的研究，在崭新的意义上，开辟了《红楼梦》研究的新领域，提供了《红楼梦》研究的新视野，开创了当代中国《红楼梦》研究的新时代。他的《王蒙评点红楼梦》、《红楼启示录》，被公认为“是当代红学研究最卓著的成果之一”，王蒙也被读者和红学界誉为“当代最著名的红学家”。在《王蒙评点红楼梦》中，我们可以发现王蒙用完全不同的“另一副”眼光来看取、研究《红楼梦》，因而，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在王蒙对《红楼梦》的点评中，我们甚至可以相当明显地感觉到王蒙自身的存在，相当明显地带有王蒙自己对人生的某种超越的独特的理解，凝结了王蒙的超人的智慧的和超人的领悟。因而，王蒙得出了《红楼梦》是一部“经验的结晶”、“一部令人解脱的书”、“一部执著的书”，甚至是“一部刚刚出版的新书”的见解，他的“评”，“是一个大才子的评，是一个大作家的评，是一个有大智慧大文化人的评”。王蒙点评本《红楼梦》的出版，被公认为是红坛的一件“大事”和“盛事”。（冯其庸《快读〈红楼梦〉王蒙评》）。王蒙无疑是《红楼梦》的“大评家”，是当代《红楼梦》评点派的第一人。除了点评《红楼梦》外，王蒙更是在他的《红楼启示录》中，向人们展示了他研究《红楼梦》的深厚功力和杰出成就。在这部书中，既显示了王蒙作为一个当代杰出的“红学家”的严谨和精密，和孜孜以求的探索求真精神。《〈红楼梦〉的语言与结构》、《〈红楼梦〉的结构与贾府的末日》、《话说〈红楼梦〉后四十回》等，好像都是老题目，但就在这些“老题目”中，王蒙发现了许多不被人注意但确实又是相当重要的问题，无不给人一种耳目一新、茅塞顿开的感觉；再如《时间是多重的吗》、《蘑菇、甄宝玉与“我”的探求》、《伟大的混沌》、《天情的体验——宝黛爱情散论》等文章，更是向人们展现了一种新的阅读、研究《红楼梦》的可能性。王蒙用“混沌”、“天情”等字眼来概括、描述《红楼梦》，是对《红楼梦》自身的丰富性、复杂性以及宝黛爱情的一种新概括、新理解，这些概括和理解，无疑具有“作家”王蒙的影子，是“王蒙式”的。著名红楼梦研究专家冯其庸先生认为，《红楼启示录》“不仅对读者是启示录，对整个中国的红学研究也是个启示录”王蒙曾谦称自己是《红楼》“门外汉”，事实上，王蒙是当代《红楼梦》研究的真正的“行家”，是真正的大眼光，大手笔，大气派。
王蒙学术研究的另“一翼”是李商隐研究，并有《双飞翼》、《心有灵犀》两部著作行世。与传统的学者研究不同，王蒙对李商隐的研究，一个卓越的贡献在于，他并没有把李商隐作为一个纯粹的研究“客体”来对待，而是自始至终都把李商隐作为一个“话题”，来阐发李商隐研究的当代性意义。王蒙曾经敏锐而深刻地指出，李商隐研究有着非比寻常的现实意义，“李商隐研究标志着文学观念的变化”，并把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兴起的“李商隐热”，概括为“李商隐现象”，认为，“李商隐现象”是当代“对文学传统的一个挑战”，是对当前“文学创作的一个挑战”，“对文学史也是一个挑战”。他对李商隐大量的“无题”诗，提出了新的见解，提出了“多层次说”。《混沌的心灵场》、《雨在义山》、《通境与通情》等，确实极大地开拓了原有的李商隐研究视野，为李商隐研究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他对《锦瑟》的解读，实际上已经超越了单纯学术研究的范畴，既严谨缜密、剔透精辟，又纵谈阔论、意趣横生，既显示了他深刻敏锐的思想，又具有广阔新颖的视野，给人们提供了多方面的启迪、教益，对人们原有的阅读经验、审美习惯、研究方法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具有巨大的思想解放意义。王蒙除了《红楼梦》研究和李商隐研究“两翼”之外，他的《〈白蛇传〉与《巴黎圣母院》》、《回娘家模式的意义》等都无不给人以启发。
作为学者的王蒙，向人们显示了他的机敏、智慧，他的学术研究，给人们提供了许多新的启示、新的思考。

    思想者王蒙           

    王蒙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王蒙首先是一个思想者，是一个时代的思想者。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学者，王蒙更多的不是用笔在写作，而是用心在写作、用思想在写作，他的思想的广博性、深邃性、穿透性、超越性，在当代作家中无人能够比肩。大到世界、历史、国家、民族，小到个人的处世哲学、交往原则、价值观念、心态健康等，王蒙都有独到而深刻的领悟和认识。王蒙之所以新见不断，新作迭出，之所以长期以来一直导引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潮头并处于社会、文坛关注的中心、焦点，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是个勤奋的思想者，他不断地向人们呈现着他思想的果实，向热爱他的读者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智者的思想的启迪，他的许多深刻的超越性的见解，正越来越得到广泛的认同和理解，在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上，王蒙无疑达到了时代所可能达到的高度。
王蒙在一篇文章中曾提出了“作家是用笔思想的”观点，对王蒙而言，他真正做到了“用笔思想”。王蒙的思想者的风采，首先表现在他的具有巨大历史深度和思想内涵的文学作品中。王蒙的小说创作，之所以具有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和持久的历史影响力，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们所蕴含的深邃的思想的魅力。王蒙的许多作品，都可以看作“思想型”小说。其实，王蒙的这种思想者特点，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就得到了最初的展现。他思想的敏锐性，把捉、反映现实的敏感性令当时的许多人惊讶。人们甚至认为，王蒙当时表现出来的敏锐和思想深度，超越了他那个年龄层次；八十年代的《活动变人形》之所以被誉为“我国当代文学杰出的长篇之一”，一个重要而深层的原因，在于这部小说所达到的思想深度，他对人性的挖掘，对封建文化的审视都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在1990年代以后的“季节”系列、“后季节”小说中，他对历史、革命、政治、青春、爱情等“宏大”主题，所作的持续的重新深入的思考，更是集中地体现了王蒙的思想者的内涵和风度。
其次，王蒙的思想者的风采表现他面对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社会重要历史转型所表现出来的的远见和现实感。王蒙的许多既充满了历史前瞻性同时又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的文化随笔、思想杂感等，显示了他思想的当代性和建设性。面对一种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新的社会转型，王蒙提出了文化形态的多样性、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等重要观点，表现了王蒙对未来和现实的相当清醒的认识。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文化走向选择》、《文化选择和中国的未来》、《共建我们的精神家园》、《关于转型期文化》等文章中，他关于文化性格、文化环境、文化大国的思想，都表现了作为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和文化良知的思想者在重要历史转折期的敏锐。特别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市场经济与人文精神的讨论中，王蒙都注意反对某种脱离具体历史实践进程的片面性或由于价值观念的单一性所带来的偏激批评，他的《沪上思絮录》、《躲避崇高》等，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建设性。他对人文精神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论述，以及从世俗文化的角度对王朔为代表的某种创作倾向的肯定，都显示了王蒙对社会、历史的深刻理解和洞见，都显示了王蒙的思想家的远见。在那个时代，王蒙说出了许多人想说而不敢说也说不清的许多重要思想领域的问题。王蒙在这些问题上的卓见，不但带有重要的思想解放意义，而且，显示了王蒙一个思想家的勇气和胆识，王蒙的见解，后来被证明是顺应并推动历史发展潮流的，是体现了时代发展方向的，王蒙走在了那个时代思想的前头。
第三，王蒙的思想者的风采还表现在他的数量众多的闪烁着思想解放光辉的文艺论文中。如果说王蒙文学创作的深邃性、超越性内涵，表现了一个思想者的深度感和历史责任感的话，那么，他的具有巨大开创意义和思想解放意义的文艺论文，开创了“新时期”中国文学发展的新局面。在“新时期”文坛上，王蒙实际上扮演了一个思想者、守护者甚至战士的角色。我们知道，“新时期”中国文学是在激烈的思想论争、交锋、较量中发展前进的，在这个过程中，王蒙的独具慧眼的杰出的理论批评，以一种真正与时俱进的敏感性把握时代思想潮流，针对种种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和文学现象，提出了许多在当时振聋发聩的超越性的独创性见解。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他就喊出了“论“废厄泼赖”应该实行”的呼吁；1982年，他提出了“作家学者化”的主张；1988年，针对当时的文坛现状、文学现状，他发表了《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自由与失重》等文章，提出了自己关于文学功能等问题的独到的见解；到了九十年代，王蒙在《文学与市场》、《世纪之交的文学选择》等文章中，更是表现出了一种面对现实时的理性精神和务实态度。王蒙的这类文章，既切中时弊，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又高瞻远瞩，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特别是在有关王朔作品的争鸣中，王蒙创见性地提出了“躲避崇高”的“世俗化”审美趋向问题，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无疑有点“惹火烧身”的味道，王蒙再一次表现了他大智者的勇气和捍卫真理的文坛战士的特点。 
最近出版的《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一书，更是将王蒙在中国文坛的思想家的地位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这本书中，集中展示了王蒙几十年来对人生的观察、体验、思考、感悟。《我的人生哲学》在上海媒体上连载后，受欢迎的程度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出现了沪上争说王蒙人生哲学的热烈场面，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在这部书中，他对“生存与学习”、“人生之化境”、“价值”、“大道无术”、“人生之有为”等许多重要人生范畴的理解和解释，已经超越了王蒙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生哲学”的层面，进入了一种对人类社会普遍性价值规范、处世原则、生命形式的“洞悟”，他所倡导的“折衷”、“中和”、“中道”、“多元”等处世原则，深刻地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新的变化和新的价值规范的生成，并正越来越成为一种现代社会的普遍性处世原则。这部《自述》所反映出来的其实是许多重要的社会文化的深层次问题。此时的王蒙已经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智者。一个在历史中滚打摸爬了几十年的智者，一个脱尽了爱怨恩仇的智者，一个洞悉了生命意义的智者。

     院长王蒙      

    2002年4月1日，王蒙从中国海洋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管华诗手中接过聘书，正式受聘于中国海洋大学，担任顾问、教授、文学院院长。王蒙开始了他的新的从教生涯。
王蒙先生曾说，“对我来说，能在海大重振人文科学的历程中起到一点作用，发挥小小的影响，也就很有意义了”。受聘文学院院长后的王蒙，为中国海洋大学重振人文传统的努力，提供了新的设想和思路。中国海洋大学的前身是国立山东大学，历史上曾有过引以为豪的人文学科办学历史，闻一多、老舍、梁实秋、洪深、沈从文、王统照等现代文学名家都曾任教于此。如何在这样一个曾经具有丰富人文传统的大学办好文学院，重振人文精神，延续她丰富人文底蕴，是王蒙先生思考的起点。担任院长后的王蒙，在设计着海大文学院发展之路。在此，王蒙先生显示了他开阔的办学视野和超前的办学思路。王蒙先生曾强调自己任文学院院长这个“官”不是虚职，不仅自己要在海大开办讲座，而且要像桥梁一样，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来海大为海大学子开设讲座。王蒙先生担任院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海大文学院首创了“名家论坛”，在探索高等教育模式的灵活性、 多样化方面，海大走在了全国的前列。王蒙先生针对海大文学院基础相对薄弱、师资力量欠缺的实际，提出了引进大师级学者兼职教学的建议。那就是以超前的意识和眼光，引进大师级人物的“智力”，开设“名家讲坛”，定期请海内外学者名流来海大讲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海大独具特色的 “名家课程体系”。国内著名学者严家炎、童庆炳、柳鸣九、朱虹、何西来，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教授，香港著名学者黄维梁教授等，都曾在海大开设课程或讲学，这种“柔性”引进大师级人物的灵活的办学思路和办学方式，不仅在海大，在全国高校中都是具有开创意义的。海大的这一创举，引起了海内外知名大学的兴趣和关注。
其次，王蒙先生更是对原有的教育体制锐意创新，开创了海大特色的“驻校作家”制度。“驻校作家”制度是王蒙先生的创造性办学构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受王蒙院长的邀请，当代著名作家毕淑敏、余华、张炜、迟子建、尤凤伟等成为了海大第一批“驻校作家”，并定期与海大师生举办“作家周”活动，“作家周”期间，作家们通过在海大举行各种形式的朗诵会、演讲、举办学术沙龙、座谈等活动，增加学生与作家们的交流，海大学子受益匪浅。这受聘的五位作家都表示，今后他们将把海大作为自己文学生活的重要驿站。海大校长管华诗曾说，“驻校作家”在海大流动的身影，本身就是人文精神，就是海大的精神。“驻校作家”制度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首开先河，是对现行大学教育制度的一种大胆的探索性补充、完善。
王蒙先生为海大所题校训“海纳百川，取则行远”，其中蕴含了王蒙先生的一种人生洞见，那就是对“则”的重视和尊重。在办学思路上，王蒙先生同样体现了他的“取则行远”的思想。在王蒙先生加盟海大的短短的一年时间里，海大文学院的各项事业都有了跨跃式的发展，在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学科研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呈现出蒸蒸日上的良好发展势头。王蒙先生站在历史的高度，领导海大文学院师生制定了“十五”规划，为海大文学院的发展，描绘了令人振奋的现实可行的蓝图。在王蒙院长的领导下，海大文学院将向世人展现她光辉灿烂的明天。
    王先生在去年的研讨会上曾谦虚地说，自己仅仅是一个“话题”，但是，凡是读过王先生作品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化是上，王先生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难以超越的存在，王先生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一种文化现象，更是一种精神现象。 王先生代表了一种精神，一种永不满足、与时俱进的探索精神。可以说，在当代文坛上，王先生就是创新的代名词。正是由于这种探索、创新精神，王先生，成为这个时代的富有标志意义的作家； 王先生代表了一种传统，一种永远心怀天下、心系人民的伟大的人道主义传统，王先生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是人民作家。他的所有的作品都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因此，他又是文学上的人民的代言人；同时，王先生更代表着一个文学时代，一个开放进取、革故鼎新的开放的文学时代。王先生以他不朽的作品，赋予这个时代的文学以高度和深度，因此，他又是这个时代文学的良知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