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照片，那是2003年9月在青岛“王蒙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王蒙先生夫妇与我们夫妇的合影。照片上的王蒙先生十分慈祥地微笑着，每当我端详照片时，我与王蒙先生交往的点点滴滴就会一幕幕浮现眼前。
    在中国当代作家中，王蒙先生的超人智慧是人所共知的，但是，我总感觉，用“智慧”来形容王蒙先生总有一点“隔”。因为智慧毕竟还属于世俗范畴，还是一种原则、方略、方法甚至技能、技巧，对王蒙先生而言，他已经超越了这种世俗性规约和框囿，进入了一种大自由、大境界，一种真正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状态，即所谓“大道无术”，这一点，大概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感觉。特别是他的《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甫一问世，即引起轰动，在上海甚至出现了沪上争说王蒙人生哲学的热烈情景。其实，在一定意义上说，《王蒙自述》已经不是王蒙先生个人的人生哲学，而是一种时代哲学，是对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富有智慧的总结，是一种时代的经验，它的指导意义是普遍的。所以也可以认为，王蒙先生已经超越了世俗、超越了原则、超越了智慧，进入了一种真正的清明与安详的人生境界。
    一个真正具有大智慧、大胸怀、大境界的人才会清明与安详，反过来说，一个清明与安详的人必定具有大智慧、大胸怀、大境界。这一点正是王蒙先生吸引我的魅力所在。
其实，我与王蒙先生相识很晚，是我来中国海洋大学之后的事，但是我与王蒙先生的心灵相识可能稍早一点。10年前，当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开始比较系统地学习、阅读王蒙先生的著作，之所以系统地学习、阅读王蒙，也主要是性情所致，感到王蒙先生在当代作家中很特别。说实话，当我第一次读王蒙先生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这部在当时曾引起巨大争议的作品时，确实被震惊了，甚至直到今天我一直在问，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怎么能够写出如此圆熟老辣的作品？王蒙先生曾说：“有许多好的作品也是吓人的”，我当时的确被《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吓住”了。因为，可能许多作家在年轻的时候就创作出了优秀作品，这靠的是一种才华。而《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并不是那种仅仅靠才华就能完成的，王蒙先生后来创作中的许多规定性命题在这部作品中都得到了最初的表现。其实，就我个人的阅读偏好而言，与他的气魄宏大的长篇小说相比，我更喜欢他早期的《风筝飘带》、描写新疆的作品和后来的《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以及他的随笔、杂感甚至闲谈。《风筝飘带》、《歌声好像明媚的春光》以及他描写新疆生活的作品，读来很温暖。而在他的随笔、杂感甚至闲谈中，我似乎感受到了一个更真实、更丰富、更性情的王蒙。因此，到我做硕士论文的时候，很自然地就选择了王蒙，导师告诉我说“王蒙是个硬骨头，值得认真去做”。论文完成后，按着我从一家报社主编通讯录上抄来的地址，寄了一本给王蒙先生。十年后，当我第一次与王蒙先生相见的时候，他还说起此事。
    之后，有一段时间，我在机关工作，虽然每天忙于琐碎之事，但我仍然喜欢阅读王蒙，特别是他的“欲读书结”中的长篇回忆性散文，如《不成样子的怀念》、《周扬的目光》、《我心目中的丁玲》等，他那种特有的眼光、特有的感受、甚至特有的表述和语气都是王蒙式的，这类文章虽然仅是王蒙先生的一人之见，但他向我们展示了如胡乔木、周扬、丁玲等伟人、名人们的更加真实、丰富甚至矛盾的和不那么光明的一面。一般而言，为名人讳、为尊者讳、为逝者讳，人之常情，但是，许多丰富的心灵、鲜活的个性往往就在这些“讳”中变得了无生气、面目可厌。我也曾认识一个级别不算低的领导干部，在单位，对同事、对部下态度相当可亲，但是，有一次他的夫人却对我抱怨说，在家里往往三句话不来就火冒三丈，一脚踢翻茶几。这大概也是人的多面性吧。在王蒙先生的这类纪念回忆性文章中，有些地方是写到了伟人、名人们火冒三丈、一脚踢翻茶几的一面的。这大概是许多人如我一样喜欢阅读王蒙先生这类文章的一个原因。在这类文章中，其实蕴涵了王蒙先生独特的观察、独特的思考和独特的发现。有时我甚至私下里想，王蒙先生的小说如《活动变人形》、“季节系列”等，如果王蒙先生不写，将来或许可能有人能够写，但是，这类回忆性质的文章，除了王蒙先生大概就很难再有人能够这么写，能够写的这么透彻、这么精彩、这么让读者感到“过瘾”，或者用王蒙先生经常说的一个词写得这么“绝”。这也许是我的一私之见吧。后来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我向王蒙先生表示了我的这种阅读上的偏爱和感受。
    去年秋天，在中国海洋大学“王蒙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王蒙先生。这前一天晚上，我甚至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在梦中王蒙好象到了我的沂蒙山老家的小山村，我的母亲换上了拆洗一新的被褥和崭新的床单，对王蒙先生说，晚上你在这床上睡。对于这个梦，我一直感到奇怪，其实，王蒙先生并未到过我老家的小山村，我的母亲更不知道王蒙先生是谁。
    在会议期间，王蒙先生一直很忙，老朋友见面、年轻人拜访、新闻记者采访等，安排很满，我并没有专门拜访王蒙先生的机会。我甚至仍然感到王蒙仅仅是个“符号”，遥远而陌生。但是，很快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我的这种感觉。那是一次在饭桌上，席间大家说笑，文学院杨自俭教授讲了一个“文革”时的笑话，这个笑话带有一点“脑筋急转弯”的性质，大多数人还没有完全明白过来的时候，王蒙先生突然发出了爽朗的大笑声，我正好坐在王蒙先生身旁，他的笑声的确令我很吃惊，甚至震惊。因为那是发自心灵深处的笑，是一种空谷回音般透彻的笑，更是一种孩童般心无杂念的笑，就像山涧跳荡的溪流，激荡而清澈，是真正的爽朗的笑，正如作家余华所说的，那是一种“由衷和幸福的大笑”，是一种“王蒙式”的笑。我感到这同时也是一种陌生的久违了的笑，因为，在我的所见中，多数有点地位和身份的人，更不用说名人了，他们的言行是很矜持的，甚至有时是很做作的，所谓“不苟言笑”是也。王蒙先生的大笑声“震掉”了我原初的敬畏感、神秘感、距离感，我忽然感到王蒙不再是一个“符号”了，甚至不再是“王蒙”了，而仿佛是我的父辈，我的师长。王蒙的笑声令我感动，令我感念。因为，只有赤子之心，才会笑得这么真实，这么纯粹。
    2004年4月上旬，王蒙先生夫妇、北京大学袁行霈先生夫妇、北京师范大学童庆炳先生到海大进行为期一周的讲学。那几天，海大的师生特别是文学院的师生浸沉在一种相当亢奋、激动的情绪之中，4月，正好是青岛一年中最好的季节，美丽的海大校园更是樱花怒放，到处洋溢着节日般的喜庆，说实话，王蒙先生每一次到海大，都给海大师生带来长久的期待和喜悦。更不用说这次是聚一时之贤。三人之中，王蒙先生最健谈、最幽默，童庆炳先生则一派严谨，柔声细语，对人相当客气，大家风范；袁行霈先生最儒雅，身材修长，文质彬彬，用现在的流行话语，袁行霈先生相当“帅”，并且写的一手相当漂亮的字，他的演讲《古典诗词与情趣的培养》令海大师生陶醉，当袁先生与在座的所有几百名师生高声诵读“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的诗句时，我分明看到许多同学早已泪眼滢滢。袁先生的演讲和王蒙先生的极富幽默感的点评，就像四月青岛明媚的春光，给每一个海大人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海大的同学是幸运的，由于王蒙先生的加盟海大，使他们有机会聆听大师们的声音，这对他们既是一次难得的学术盛宴，更是一次难忘的人生经历。
    我记得在9日上午，王蒙先生的秘书崔建飞先生突然打来电话，问我有没有时间下午陪王蒙先生到海边去散步，我满口答应，并约定下午两点钟出发。以前，我也与王蒙先生见过几次面，但是单独与王蒙先生在一块交谈，这还是第一次，因此，既激动又有些忐忑。说实话，我与王蒙先生见面之前，我有一种顾虑，那就是一种被看穿的顾虑，虽然我自己并没有什么秘密担心被看穿，但是，一个被一眼看穿的人，总觉不自在。也许这是一种虚荣心作怪。以前，我也相信钱钟书先生把作家和作品比喻成鸡和蛋的说法，只要感觉鸡蛋可口有营养也就够了，何必非要认识下蛋的老母鸡呢？现在想来，这多少有点矫情。在与王蒙先生的接触中，我似乎感受到了一个远比他的作品更丰富、更博大、更睿智同时也更深刻、更一针见血的王蒙，老母鸡与鸡蛋究竟还是不完全一样（不敬）。那天天公不作美，海上雾气很大，海风吹来，春寒料峭。我们从海大王蒙先生的寓所出发，沿着海边一直向石老人公园方向走，边走边聊，王蒙先生谈的专注时就停一会再走。在谈话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王蒙先生认为，中西文化应该相互适应，相互认同，中国既适应、认同世界强势文化、主体文明，世界也应该适应和认同中国文化、中国文明，改变以前的那种相互仇视、敌视的状态。他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逐渐融于世界历史的大潮流之中，并逐渐认同于世界主体文明和主流价值，世界也逐渐认同、接纳中国，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悲剧，包括社会悲剧、个人悲剧，特别是许多杰出人物的悲剧人生，都是与社会、文明发展前进方向不相适应、不相一致、不相匹配的结果，例如严复，他翻译了《天演论》，在当时也是一时俊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后来，逐渐背离了时代、历史的发展走向，逐渐消沉，抽鸦片等等，这样的人物在历史上很多，他们的不得志，不遂意，其实都不是个人才华、品质等原因，本质上是社会的悲剧，也就是后来他所说的人与历史相互不“匹配”的问题，在王先生的长篇力作《青狐》中体现了他这种思考。那天，王蒙先生精神很好，谈性很高，谈的话题也很多，王蒙先生甚至与我谈到了他的不幸的童年时代的生活，以及他的《活动变人形》的主人公倪吾诚带有他父亲的影子等，还谈到了张恨水与还珠楼主，以及美国聂华苓的女儿王晓薇研究张恨水的博士论文。在与王蒙先生谈话中，我震惊于他思维的活跃和敏捷以及他知识的渊博，老实说，他完全不像一个70岁的老人，甚至他的体力。以前，我读王蒙先生的作品，感到他语言的丰富性、辨证性和咄咄逼人，私下里想，是不是有点故意为之，还有他的幽默。但是，在这次散步闲谈中，我感到他的语言比他的作品更生动、更幽默、更机智、也更有趣。
    王蒙先生不止一次地说自己是“学生”，这种自我“定位”看似简单，其实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这是一种相当高的人生境界。特别是像王蒙先生这样一个大作家，没有相当的胸怀和实践的勇气，往往就流于媚俗或矫情。但是，在与王蒙先生的不多的几次交往中，我确实深深感到了他作为一个大作家、大学者的虚怀若谷的品质和永不满足、永不停止的探索求知精神。就在讲学的那几天，童庆炳先生每晚六点半开始给海大文学院的师生讲《文心雕龙》。一天晚饭时，王蒙先生说，赶快吃饭，去听童老师的《文心雕龙》，饭菜还没上齐，王蒙先生几分钟就草草吃完了，急急忙忙爬到教学楼的四楼合堂大教室，我感觉王蒙先生听课的心情就像我小时候在农村看电影抢占座位时的感觉，生怕去晚了错过了开头。此时，诺大的教室里早已座无虚席，连走廊里都站满了学生，同学们看到他们的院长王蒙先生来了，都情不自禁地站起来发出了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从同学们的表情，我知道他们为王蒙先生的到来所深深感动了。听课时，我正好坐在王蒙先生的后排，我发现王蒙先生侧着头，双手抚着下巴，看着黑板，那神情就像一个小学生在听老师讲一个精彩的故事，相当专注、相当入迷。课后，王蒙先生说，童先生讲得相当精彩，他听得更是相当“过瘾”。在回住处的路上，王蒙先生并就《文心雕龙·原道》中的一句话与童先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是一个多么迷人的春天的夜晚。
    听王蒙先生的讲演更是一种享受。前几次演讲，我都错过了。除了去年春天的“非典”，王蒙先生每次来海大都做一场演讲，这已成了“惯例”，这或许是他给自己制定的“任务”，这次，同样也不例外。王蒙先生的演讲是这次讲学的一个重头戏。演讲安排在4月14日的下午进行，对这个演讲王蒙先生作了相当认真的准备，因为，按照原来安排，4月14日上午，我要对王蒙先生访谈，王蒙先生开玩笑说，由于昨天袁行霈先生的演讲“过于精彩”，给他“压力”很大，访谈取消，他要“备课”。王先生这次演讲的题目是《语言的功能与陷阱》，谁都知道，这个演讲题目本身就是个“陷阱”，因为，语言学的问题是容易讲的枯燥的，说实话，在演讲前我甚至都为王蒙先生暗暗有些担心，因为，《语言的功能与陷阱》这类题目与袁行霈先生的《古典诗词与情趣的培养》相比，不容易“出彩”。但是，很快就证明我的这种担心纯属多余，王蒙先生洋洋洒洒三小时，没有间歇，没有停顿，甚至没有思考的余地，他把一个十分枯燥甚至艰涩的理论话题，做了最深入浅出的王蒙式的解释，是的，王蒙先生所讲的与纯粹的经院派语言学家相比，有点“野狐禅”，难怪王蒙先生开玩笑说，按照他的说法学生考试做题，老师判错他概不负责。但是，在场的每一位听众，都深深地被他的幽默、机锋、激情所打动，所感染，所吸引。在我的经历中，将这样一个容易枯燥的话题讲的如此生动，如此热烈，如此让人痴迷，还是第一次，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功力问题，更是一种大手笔的天马行空，汪洋姿肆，古人所说的醍醐灌顶，如坐春风的境界，大概也莫过如此。
    去年10月，中国海洋大学80华诞之际，王蒙先生与中国海洋大学校长管华诗院士共同倡导、发起了“科学·人文·未来”论坛，许多著名科学家、文学家聚集青岛，就科学、人文等影响未来社会发展的许多重大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这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热烈回应；后来，王蒙先生又主持了“《红楼梦》活动周”大型学术系列活动，邀请了冯其庸、李希凡、张庆善等红学大家，齐聚海大，争说《红楼》，成为海大人文历史上的一大盛举。王蒙先生是公认的《红楼梦》研究大家，虽然他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红学家”，但是，十多年前《红楼启示录》以及《王蒙评点〈红楼梦〉》的出版，被誉为当代红学研究的最卓著的成果之一，王蒙先生也被誉为“当代最著名的红学家”（冯其庸语），但聆听王蒙先生讲《红楼梦》，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这次王蒙先生演讲的题目是《红楼梦中的政治》，谁都知道，这是个难度极大的“王蒙式”的题目。聆听王蒙先生讲《红楼梦》，我感觉一种从未有过的莫名的感动，仿佛自己从来就没读过《红楼梦》似的，他的许多发现和论断既新鲜又陌生，而这又是自己以前从未注意和思考过的，在这种独特的发现中，体现了王蒙先生作为一个大作家、大学者的大智慧、大眼光。我感觉王蒙先生不是在“研究”《红楼梦》，而是用心灵在谛听、在询问、在拥抱《红楼梦》，用生命在阅读《红楼梦》，我甚至能够听到王蒙先生面对《红楼梦》时发自内心深处的声声叹息。“王蒙与《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有趣的话题，王蒙以他非凡的心灵、非凡的智慧来拥抱和对视另一颗非凡的灵魂。王蒙与《红楼梦》相互发现、相互欣赏、互为知己。《红楼梦》的“知音”可谓多矣，但王蒙先生却是最动情最深沉最热烈的一个！
    王蒙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曾说，“安详属于强者，骄躁流露幼稚。安详属于智者，气急败坏显得可笑。安详属于有信心者，大吵大闹暴露了他其实没有多少底气”，诚哉斯言。一个整天处心积虑、狗苟蝇营的人，一个整天牢骚满腹、唉声叹气的人不会安详，安详是一种洞察，一种智慧，更是一种超脱、一种静悟。安详遵从“大道”，遵从常规。有时我想，安详既是一种自我完成的经历，更是一种“阅尽人间春色”的人生阅历。王蒙先生14岁不到就参加地下革命，从“少共”、地下共产党员，（说到“少共”，还有一个小插曲，以前，我对“少共”有一种望文生义的理解，想当然地认为“少共”就是“少年布尔什维克”，就是少年共产党员。最近，我编《王蒙在海大》一书，仍然沿用了这种想当然的理解，当我把稿子发给王蒙先生后，王蒙先生在给我的回信中纠正了我的这种想当然的理解，他说“少共其实是共青团的意思，人们望文生义地使用，错的”）到后来的“右派”，从共和国的蒸蒸日上、豪情满怀的青春岁月，到后来的人妖颠倒、是非莫辨的“文革”年代，莫不在急剧变动中度过。就创作而言，也是如此。19岁开始写《青春万岁》，26年后才得以出版，因为《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一举成名，曾得到毛泽东主席“写得不错”和“王蒙有文采，有希望”的肯定，（据崔建飞先生统计，毛泽东主席曾最少先后七次谈到王蒙，这在当代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后来也因此成为“右派”；曾经深陷“稀粥风波”，又成为“人文精神”讨论的先锋人物；从公社大队的副大队长到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从官至部长，到“平民作家”，王蒙这种过于“丰富”的经历和阅历，使他几十年的人生历程甚至超越了许多人几个世纪的经历，可以说，置身于这种变幻莫测的时代风云，使人想起他的著名的小说《蝴蝶》的主人公一次次的“我是谁”的发问，这既成为王蒙创作的不竭的源泉和强大的动力，更培养了王蒙一种看待人生世事的眼光、胸怀和智慧，我甚至愿意从最纯粹的意义上称王蒙先生“革命作家”。王蒙先生有一本“玄思小说”——《笑而不答》，德国著名汉学加顾彬教授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圣人笑吗？——评王蒙的幽默》，圣人是笑的，但是是“笑而不答”，所谓“笑而不答”，乃是一种会心，一种洞察，更是一种洞穿后的安详。卜键先生用“明朗高亮”概括王蒙先生的人生境界，我想还应该再加四个字：清明安详。我想，王蒙先生的这种明朗高亮、清明安详的人生境界，既是一种内心自我完善的结果，更是一种历史实践的赋予。王蒙先生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是“历史的产物”、“我的命运完全变成了历史的回忆”之类的话，我的理解，王蒙先生所说的“历史感”中饱含着一种沧桑感，恰恰是这种极具历史感和沧桑感的人生经历，使王蒙先生具有了一种大风大浪后的大洞察、大平静、大超越。清明与安详永远与大智慧相联系，正如王蒙先生自己所言，小头小脑者只看得见精明却看不见清明。有的论者将王蒙先生与庄子作比较，庄子无疑是智慧的，但是，在庄子的智慧中，显示了单薄与“猾”的一面，并不给人温暖的感觉，这在他的名篇《秋水·庄子钓于濮水》中可见一斑。这种单薄与“猾”是由于他的智慧脱离了实践理性，成为了一种毫无实践意义的智力呈锋。在这一点上，我感觉王蒙与庄子又是相距甚远的。王蒙先生说，人生是一次明朗的航行，“明朗”和清明既是历史实践的产物，更是对历史感、沧桑感的超越，就像宝剑的闪烁的寒光，那是淬炼、磨砺的结果。古人云：“欲成精金美玉的人品，须从烈火中锻来。”，此言极是。只有真正的智者，真正心胸豁达的人，真正具有历史感的人，才有这种超脱和安祥、光明和通达。
    在一些人的印象中，王蒙先生多少带有某种“异端”色彩，无论是他早年的《组织部来了个的年轻人》，还是后来的“意识流”，总给人那么一点“先锋”、“新潮”的味道，甚至有人认为王蒙容易走“极端”，有点“剑走偏锋”，有点“过”。在与王蒙先生的接触中，我深切地感到，其实持这种观点的人在一定意义上都被王蒙“糊弄”了，他们并没有认识真正的王蒙。在你认真读过王蒙先生的一些书特别是与他接触过后，你会认为王蒙是一个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他的辩证思维不是从教科书上学来的，很多自称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人，事实证明都成了彻头彻尾的教条主义者、独断论甚至偏执狂。他的辩证思维，既来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训导”，也来自中国古老的智慧，更重要的是来自生活的暗示、启迪与领悟。王蒙先生的夫人方蕤老师说王蒙是一个“教条主义者”，我感觉这二者并不矛盾，在现实生活中，可能王蒙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但是，从他对历史和未来的体悟与研判角度而言，他又是一个真正清醒的辩证主义者。或者，更确切地说，王蒙是一个“辩证的教条主义者”。在“人文精神”的讨论中，他对“乌托邦”式的所谓理想主义的质疑和批判，甚至对王朔小说的“躲避崇高”某种认同，都曾招徕了许多人的怀疑、不满甚至指责，但是，究竟几个人真正读懂并理解了王蒙的苦心呢？有的论者甚至说，王蒙的这种价值立场反映了他内心的某种“恐惧性”思维，其实，这类观点难免过于轻飘和学究化，流于书生论剑。王蒙先生在读《老子》时感叹，“老子是深刻的，太深刻了就令人觉得冰凉”。有时我就想，20世纪90年代的王蒙，是否也同样具有某种不被理解的“冰凉”的感觉呢？但是，无论“冰凉”与否，后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事实证明了王蒙先生的辩证法的远见和正确，王蒙先生走在了他同代人的前列，走在了社会发展的前列，走在了时代思潮的前列。
    王蒙先生有一组闲章：曰“逍遥”，曰“无为”，又自撰箴言曰“大道无术”，所谓 “逍遥”、“无为”、“大道无术”，其实就是一种超越，对“术”的超越，对所谓现实利害的超越，对一时一地的超越，更是对雕虫小技的超越。人生既然是一次明朗的航行，何不“逍遥游”？童庆炳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王蒙所奉行的是“一种独特思考者的‘中庸’”，童教授同时谈到了王蒙先生的“随遇而安”的一面，并认为“‘随遇而安’对中国人来说可能是人生的极境”，美国夏威夷大学的成中英教授在一次演讲中，也谈到了中国人的“随遇而安”思想，认为“随遇而安”抑制了中国的强大和发达，当然，成中英教授的说法是相当哲学化的。但是，我仍认为童教授的理解和判断是更接近“随遇而安”的真实境界的。其实，《王蒙自述》之所以引发关注和轰动，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王蒙相当集中地表现了一种既源于时代也源于传统既超越时代又超越传统的智慧和真正富有历史感的哲学思想，王蒙代表了一种时代的认知高度和建立于这种认知高度上的生活艺术化、审美化的超越心态，更代表了传统文化的博大与智慧，以及源于这种博大和智慧的清明与安详。著名作家金庸称王蒙为“快乐的君子”，其实是抓住了王蒙先生的某种本质的。
    王蒙先生给中国海洋大学题写的校训是“海纳百川 取则行远”。一个人同样如此。只有“取则”即体悟、认同、遵循、顺应“大道”，也就是自然规律，才能是阔大的，同时又是从容的。大文豪雨果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最广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浩淼心如海，身舟自在浮”，面对王蒙先生，我感到月光洒满了大地，静谧而辽远，澄澈而安详。让我们用心灵来感受他，感受他那大海般的胸怀，他是一片海，一片迷人的海，深邃、博大、浩瀚。“面朝大海，春暖花开”。